分歧录：他与巴菲特不同的地方

2017 年 5 月的伯克希尔股东会下午场，一位分析师问，如果把手上的现金全部投出去，资产负债表会是什么样子。巴菲特照例先讲纪律：200 亿美元现金是“绝对的最低线”，而且他不会贴着这条线开车——“就像我不会看到高速公路上卡车限重 3 万磅，就拉 29800 磅上去”。讲完他转向身边的人，问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才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一笔交易大到什么程度，你会说“我觉得这对我们现在的规模来说有点大了”？

芒格的答案只有一句：「我会说大概 1500 亿美元。」（munger-brk-2017-2-0054 · 2017-2）

全场笑。巴菲特说，行，有那种情况我就打给你；然后补了一句实话——“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我比查理更保守一点”。芒格接住这句话，给出了本章的题眼：「我们不必完全意见一致。」（munger-brk-2017-2-0056 · 2017-2）

七倍半的差距，发生在这家公司最核心的一个数字上，当着几万名股东的面，用一场笑话收场。这就是本章要处理的对象：一段被无数文章写成“永不争吵的完美搭档”的关系，在可核验的记录里究竟在哪些问题上不同调；这些不同是什么性质；以及更重要的一问——为什么它们从未需要被解决。

方法与全书一致：每一条都要成案，给出两人的立场、年份和可回查的编号；不采信“据说”，不写没有出处的性格解读。这一章也拒绝一种常见的写法——把分歧写成暗流与角力。语料里没有角力，有的是两个在不同问题上使用不同工具的人，把差异留在台面上。

先把分工说清楚

在伯克希尔的三千六百多条署名发言里，芒格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我没什么要补充的”。这不是谦虚，是分工。要读懂分歧，先得排除那些看起来像分歧、实际只是分头出力的部分。

分工的形状高度稳定：巴菲特提供框架、数字和折现逻辑，芒格提供机会成本的翻译、制度病理、道德定性和跨学科类比。这个分工双方都承认，也都拿来开玩笑。2010 年谈金融监管法案，巴菲特说：“查理，这法案有 1550 页，要不你管前 1500 页，我管最后 50 页”（2010-1 场次语境）。2009 年谈比亚迪，他说得更直白：“在比亚迪这件事上，查理是我们的团队领袖。他对此非常兴奋。所以我可能得控制他一下”（2009-2 场次语境）。

分工背后还有一层能力上的分派。2017 年有股东问巴菲特这些年学到的最有趣的东西，巴菲特把问题拨了回去：“我会说查理比我更像一台学习机器。我是专门化的，而他在我的专业领域做得跟我一样好；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的吸收能力比我更广泛”（2017-2 场次语境）。

芒格这一侧则一直在做相反方向的事——压低外界给他的定位。2003 年有人请他谈谈自己作为“巴菲特的启蒙者”的角色，他的回答是：「我觉得说我一直是沃伦·巴菲特的伟大启蒙者，这说法多少有些神话色彩。沃伦本来就不需要太多启蒙，但我们俩确实一直在持续学习，所以五年前的我们，都没有后来的我们那么明智。」（munger-brk-2003-1-0164 · 2003-1）紧接着他讲了两人共同的糗事：喜诗糖果那笔奠基性的收购，“如果喜诗糖果当时多要 10 万美元，沃伦和我就会转身走人。我们当时就那么蠢”。

这段自述说明了两件事。第一，“芒格教会巴菲特买好公司”这个流传最广的版本，被当事人本人打了折扣。第二，两人对共同错误的叙述是同一个版本、同一个笑点、反复讲了几十年——公开叙事经过整理。读分歧清单时这一点须一并记住：能被记录下来的分歧，都是他们愿意让它出现在记录里的分歧。

第一类：同向不同强度

数量最多的一类。两人诊断相同，芒格站在更黑暗、更严厉的那一极，并且经常明说自己站得更远。

乙醇（2006）。有股东问乙醇作为燃料添加剂的经济性。巴菲特的回答是能力圈式的：他和查理都不够了解，判断一座乙醇厂五到十年后的资本回报率，比判断人们会不会继续喝可口可乐难太多，而且它取决于政府政策。芒格接过来，把问题从“能不能赚钱”换成了“该不该做”：「我的态度比沃伦更反对。我脑子里还残留着一点热力学常识，让我怀疑生产乙醇所消耗的化石燃料能量，比从生产出来的乙醇中能获得的能量还要多。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就是试图解决能源问题的一种极其愚蠢的办法。」（munger-brk-2006-1-0092 · 2006-1）

这是分工与分歧的标准样本：巴菲特谈估值不确定性，芒格搬来一门自然科学，把结论抬高到“愚蠢”这一档。巴菲特随后用一句政治笑话收尾——“我有喜欢乙醇的朋友，也有不喜欢乙醇的朋友。我希望我的立场绝对明确：我站在我朋友这边”。

衍生品（2003）。这条线第十九章已经完整铺开，这里只取分歧的那一处坐标。2003 年上午场谈到金融体系的安全边际，芒格说：「在工程领域，人们会在系统中设置很大的安全边际——核电站是极端的例子。而在金融世界的衍生品中，好像没人关心安全……我认为那非常危险，我比沃伦更悲观，如果我再活五到十年，我们没出现某种重大爆炸，我会感到惊讶。」（munger-brk-2003-1-0225 · 2003-1）同一场会上他还给自己的总体情绪定过一次量：“我的总体态度只比沃伦稍微悲观一点”（2003-1 场次同场发言）。两人此时都已公开把衍生品称作危险品，差别在于芒格给出了时间表。

金融业的规模（2011）。危机三年后，有股东问经济政策该怎么调整。巴菲特的回答是系统性乐观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油门已经踩到底，“总的来说，我认为已经采取的行动是明智的，而且我认为 2008 年秋天采取的那些行动格外明智”，但真正把国家拉出困境的“是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复苏力量”。轮到芒格，他给了本书所能查到的、他对金融业最重的一句处方：「我认为，拿把斧头砍向我们的金融业，把它削减到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规模，是完全值得认真考虑的。」（munger-brk-2011-1-0164 · 2011-1）巴菲特当场追问：“跟我们再仔细说说你怎么用那把斧头。”芒格就真的说了：用税制抑制交易，征各种形式的托宾税，让证券交易的频率变得更像房地产交易，而不是由计算机算法驱动——“一个人的计算机比另一个人的计算机快一步，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合法化的抢先交易”；他还说“我讨厌我们 25% 最顶尖的工程师都涌入金融业这个想法”。

巴菲特接下来并没有反驳，反而补上了自己的弹药：标普 500 期货持有十秒获利，收益的 60% 按长期资本利得计税——“我们的国会实质上等于在说，这种活动应当比打扫卫生间享受更低的税率”。所以在“金融业享受了不该享受的优待”这一点上两人一致，分歧在于要不要动斧头。巴菲特的方案是修补激励——同年下午场他主张，凡是倒下会让社会遭重创、必须被救助的机构，其 CEO 与配偶应当因此“基本上一文不名”（2011-2 场次巴菲特语境）。芒格的回应则从惩罚个人转向了对整个行业的判决：「过去的恐慌和萧条，绝大部分都始于华尔街，或始于证券经纪行……这里的失败，部分原因不是恶，而是蠢。而这蠢的一部分，就出在我们那些伟大的学术机构身上，它们相信了一大堆并不真实的东西。」（munger-brk-2011-2-0045 · 2011-2）

加密货币（2018 起）。同一模式的晚年版本。2018 年年会上巴菲特讲完非生产性资产的经济学，芒格接话的第一句是「我比你更讨厌加密货币」（munger-brk-2018-2-0097 · 2018-2）。渐强曲线全案见第三十章，此处只登记一条：连在两人立场几乎完全重合的题目上，芒格也要把自己的位置再往前推半格。

第二类：真正相反的判断

这一类数量不多，但每一条都清晰：同一个问题，两人给出方向相反的答案。

社保基金入市（1998）。1990 年代末，把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是华盛顿的热门方案。巴菲特当时的态度是温和开放的——可以拿出一小部分（约 2%）由个人自主投资。芒格当场划清界限：「我可没你那么来劲。换句话说，你那消极或者说保守的态度，比我的要积极得多了。我认为，让政府来推动股票价值——日本现在就给我们打了样。日本政府这些年来一直在用邮政储蓄系统年复一年大规模买入股票。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让政府介入股票市场。」（munger-brk-1998-1-0191 · 1998-1）

这条分歧的形状很典型：巴菲特看到的是长期股权回报高于国债；芒格看到的是制度激励——一旦政府成为股市的大买家，价格就会被政治绑定。他反对的不是股票，是政府持股这个机制。

社保本身（2005）。同一议题的另一面，两人的位置又反了过来，而且反得与政治标签背道而驰。2005 年布什政府推动社保私有化时，巴菲特长篇主张不能削减保障水平、应提高征缴上限与退休年龄。芒格接过话筒，先点破了这个错位：“这是我们伯克希尔那位民主党主席的看法。而伯克希尔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奇怪的一点是，正在发言的这位右翼共和党人，比沃伦更强烈地认为，共和党人现在简直是昏了头才会去挑起这个议题。”随后是他对这项制度的正面评价：「社会保障非常成功。除了占比相对较小的残障部分，几乎没有欺诈。要假装死了可不容易……所以，社会保障是一个非常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制度，有着极为深远的正面影响。在效率和正面影响方面，这是政府做过的最成功的事之一。」（munger-brk-2005-2-0070 · 2005-2）

把 1998 与 2005 两条放在一起才能看清芒格的立场：他支持社会保障作为转移支付，反对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股市买家。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不是前后矛盾。

两房私有化（2014）。房利美与房地美在危机后被政府接管，此后多年争论要不要还给私营部门。巴菲特的一贯立场是有些机构不应被允许立即崩溃、现状可以暂时搁置。芒格的立场比这更进一步——他明确反对把这个领域还给私营部门：「当私营行业被允许几乎完全接管整个领域时，我们招来了你能想象到的最大的那一帮小偷和白痴，他们把整个系统搞得一团糟，威胁到了我们所有人。所以我对这个领域的私营行业不太信任。因此，尽管我很讨厌政客们常干的那些事，但我认为现有体系可能相当稳健。」（munger-brk-2014-2-0284 · 2014-2）追问之下他把机制说完了：真正搞砸的正是私营公司接管抵押贷款市场之后，「不良贷款驱逐了优质贷款」，而两房为了保住业务量也加入了放松标准的浪潮。

一个自称右翼共和党人的人，主张让联邦机构继续垄断住房贷款担保。这条立场在他的公共形象里最不合身，也最能说明他的依据是机制而非阵营：格雷欣法则一旦启动，他宁可要笨拙的公共机构，也不要高效的逐底竞赛。

公立学校（1998）。这是两人罕有的、当场互相点名的一次交锋。芒格先说：他同意弗里德曼，公共教育尤其是低年级教育的失败“太可怕了”；他对大城市学校系统靠自身动力改善持怀疑，同情教育券方案——「激励机制已经……在某些地方变得如此糟糕，靠进化解决不了；需要革命。」（munger-brk-1998-2-0351 · 1998-2）说完他直接把话递过去：“沃伦，你对大城市公立学校更乐观——”

巴菲特接住了，但没有认领那个标签：“我不一定更乐观。”随后给出的是一个不同维度的论证：一个没有面向全体人口的良好公立学校体系的民主制度“有点像是嘲讽”；好的公立学校系统“有点像贞操，可以保持但无法恢复”；他对教育券的疑问是分配效果——只发钱的话，富人得到补贴，穷人的差额仍然填不上，就像给每个人发一千美元打高尔夫的券，只会把他自己在乡村俱乐部的账单降低一千美元。芒格最后回了一句他式的收口：「我觉得，当一个东西明明无法完成文明赋予它的职能时，还一个劲地把钱往一个失败的模式里砸，这不是芒格体系。」（munger-brk-1998-2-0359 · 1998-2）

这一条的分歧不在目标，在诊断层次：巴菲特担心退出效应让公共系统进一步塌陷，芒格担心失效系统的自我维持。两人都没有说服对方，也没有试图。

罗尔斯（1997）。这是分歧的一个特殊物种：结论相同，理据切割。当天巴菲特讲了他著名的“卵巢彩票”——出生前二十四小时你有权设计社会规则，却不知道自己会生成什么人——并当场交代这个框架“我想可能可以追溯到哈佛的约翰·罗尔斯”，结论是现行资本利得税率大致合适。芒格接着说：「沃伦和我都得出了“公平问题理应在税法中加以考虑”这个结论，但我不希望这导致在座任何人以为，我对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怀有崇高的敬意。他也许是当今世上最有名的在世哲学家。而就我个人来看，我认为他对人类思想的影响相当有害。他懂得的科学不够，懂的经济学不够，对系统如何运作也懂得不够，因而无法很好地判断系统里什么才是公平。」（munger-brk-1997-1-0225 · 1997-1）末了补一刀：“如果有人以为我们推崇约翰·罗尔斯，嗯，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

他在同一个税制结论上与巴菲特并肩，却当众拆掉了对方的哲学脚手架。这条记录的价值不在税收，在于它显示了芒格对“论证来源”的重视程度——结论一致不足以让他接受一套他认为知识基础不足的推理。

身后的钱（2017、2023）。巴菲特建议妻子在他身后持有标普指数基金，芒格希望后代持有伯克希尔——这是两人晚年最外显的一次价值观分歧，第二十九章已经完整处理，这里只登记它在清单上的位置：「芒格家不一样。我希望他们持有伯克希尔。」（munger-brk-2017-1-0150 · 2017-1）

第三类：孤立立场

有一条分歧只有一个人站在那一边——连巴菲特也没有跟。

2022 年，有股东问美国的能源政策。芒格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我喜欢国家坐拥大量石油储备。如果我是美国的仁慈独裁者，我会把大部分石油留在地下，高兴地按阿拉伯人要的价钱买他们的油，省着自己的。我认为未来 200 年石油会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没人跟我想法一样，所以我不在乎，我就是觉得他们都错了。」（munger-brk-2022-2-0185 · 2022-2）

这不是即兴发挥。六年前他已给过同一判断的另一半推理：「我想把碳氢化合物省下来，因为在我看来，人类最终会用光每一滴，把它们用作化工原料。所以，我跟他们站在同一阵营，但我的理由不同。」（munger-brk-2016-1-0066 · 2016-1）把两段合起来看，逻辑是完整的：石油首先是化工原料而不是燃料；不可再生的化工原料应当被保存而不是被烧掉；因此正确的国家政策是买别人的、留自己的。这个立场同时得罪了两边——它不是气候政治的论证，也不是能源独立的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那半句：“没人跟我想法一样，所以我不在乎。”上一章刚写过他在加密货币上如何取消了反方的资格，这里是同一种人格的另一面——在一个自己是极少数派的问题上，他同样不打算被多数说服。他真正的判据既不是共识也不是反共识，而是自己那套跨学科推理链条能不能走通。这套判据效率极高，代价一并记在这里：当链条走通而世界不同意时，他不会回头再检查链条。

第四类：主从，不是分歧

比亚迪与中国常被写成“芒格说服巴菲特”的故事，语料里的形状略有不同。

2009 年下午场，一位股东直接质疑比亚迪“看起来更像是一笔风险投资式的投机，而不是价值投资”。巴菲特把整个题目交了出去：“在比亚迪这件事上，查理是我们的团队领袖。他对此非常兴奋。所以我可能得控制他一下。”（2009-2 场次语境）随后是芒格一段罕见的长陈述：王传福从零起步，做到全球主要可充电锂电池制造商之一，又进入手机零部件，再进汽车业，「这可不是什么未经证实、高度投机的行为。这简直是一个活脱脱的奇迹」（munger-brk-2009-2-0010 · 2009-2）；「我不想押注反对由王传福领导的 17000 名中国工程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对比亚迪这样，感到如此荣幸能参与其中」（munger-brk-2009-2-0014 · 2009-2）。

这不是分歧，是授权。而授权的边界，第二年由芒格自己说了出来：「我们通常没有足够的信心涉足风险投资，去投资一个只有想法、再聪明也还是年轻人的创业者。」（munger-brk-2010-2-0245 · 2010-2）两人在“要不要做风险投资”这个原则上是一致的保守，比亚迪是被特批的例外——一家已经用产品和产能证明过自己的公司。比亚迪案的完整评估见第二十二章，这里只登记关系性质：芒格主导、巴菲特跟随并保留刹车。同一模式在中国仓位上重演——芒格个人组合里的中国风险敞口，始终高于伯克希尔。

第五类：性情、口味与对人生的评价

最后一类不涉及公共政策，也不涉及具体持仓，但同样可核验，且比前四类更能解释两人的差别。

现金底线。本章开头那场对话里，两人给出的数字差了七倍半。这不是技术分歧，是对“最坏情况”想象力的差距。

慈善的节奏。2003 年有人问两人在捐赠上的差异，芒格给了一个不带评价的答案：「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我们俩都认为，非常幸运的人对整体文明，甚至对他所属的国家，负有责任。至于你是边赚钱边捐，还是像巴菲特那样，边捐少量，到适当时候大笔捐出，我认为这是个人口味问题。我能理解第二种做法，因为我讨厌整天被人追着要钱。」（munger-brk-2003-2-0140 · 2003-2）他自己走的是第一条路，巴菲特走的是第二条。

“被动致富”算不算一种人生。2015 年年会，两人被问到投资这门游戏的乐趣。巴菲特的答案一贯是享受游戏本身。芒格罕见地当众唱了反调：「我不太喜欢给那些想靠精明、靠买入并被动持有证券来发财的人充当榜样。我觉得那算不上一种完整的人生。如果你靠着比别人更精明、买卖几张纸片就从生活中攫取了一大笔财富，我不认为你对自己拿走的东西给出了足够的回报。」（munger-brk-2015-2-0340 · 2015-2）他随即给出可接受的版本：把钱用于大学捐赠基金、养老金，或替亲戚管钱。这条立场与他 1998 年那句“早年的查理·芒格是一个糟糕的职业榜样”同出一源，见第二十六章。

悲观与乐观。2023 年，也就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年会那年，巴菲特在回答机会还多不多时，当众把这个差别命名了：“查理和我在这件事上一直有分歧。他喜欢告诉我世界有多悲观，我喜欢告诉他：‘我们会找到办法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俩都算说对了一部分。”（2023-1 场次语境）当天晚些时候芒格自己接了这个话：「我比沃伦稍微悲观一点。我认为通往人类幸福的最佳道路是降低期望。我觉得未来会更艰难。」（munger-brk-2023-1-0123 · 2023-1）

三个结构性观察

以下是编辑判断，材料如上。

其一，政治标签在这份清单上几乎全部倒置。 共和党人芒格更力挺社会保障、主张用税制砍削金融业、反对把两房还给私营部门、赞成一国政府直接禁止一整类资产；民主党人巴菲特在社保基金入市上更开放、对救助与既有金融机构更宽容、对市场自我修复更有信心。这个倒置不是偶然，它说明两人回答问题时用的都不是党派立场，而是各自那套机制分析。真正把他们分开的变量也因此浮现出来：不是左与右，是对私营部门自律能力的信任度。芒格几乎在每一条上都给出更低的估值。

其二，分歧的方向高度一致。 把上面所有条目排开，芒格站的位置有一个稳定的方向：更悲观、更严厉、更愿意动用禁令与税制、更不相信行业能自己纠正、更快地把技术问题升级为道德问题。唯一一条方向相反的，是身后的钱——在那条上芒格要集中，巴菲特要分散。而这一条的例外恰好证明了规律：芒格不信任的是系统与行业，不是他自己那家公司。他对伯克希尔的信心，与他对金融业整体的判决，出自同一个判据——他信的是可核验的具体文化，不信的是抽象的自律承诺。

其三，这些分歧从未需要被解决。 原因是结构性的，不是性格上的。第一，分工把绝大多数问题预先分配给了其中一人，另一人只需不否决：比亚迪归芒格，保险与折现归巴菲特。第二，公共政策上的分歧不产生行动后果——两人在乙醇、社保、教育券上想什么，都不改变伯克希尔要做的任何一件事。第三，唯一一次涉及公司核心数字的分歧（现金底线），被一句“我们不必完全意见一致”就地封存，因为那个差异在实践中从未被触发。

关于这段关系还有一句流传最广的自证，本书按规则处理：2021 年巴菲特说，六十二年里“我们从没互相生过气”（2021-1 场次语境）。这是当事人的自述，不能作为事实入账，只能作为两人共同愿意维持的公共叙述记录在案。与之相印证的可核验事实只有一条，但分量不轻：在长达三十年、每年数百个问题的公开问答里，他们的分歧全部是当场说出来的，没有一条是事后被别人挖出来的。

怎么读这份清单

最后是使用说明，也是本书的纪律。

第一，不要用后来的结果给这些分歧判胜负。有些条目现在看起来芒格更接近对的一侧——衍生品在 2008 年兑现了他 2003 年的时间表；有些条目至今没有答案——石油是不是该留在地下，两房该不该私有化，金融业该不该被砍小；还有一些条目的答案取决于反事实——社保基金若在 1999 年入市会怎样，没人能核验。用结果倒推判断，与用股价证明选股一样不成立。

第二，注意这份清单的取材边界。它全部来自公开问答，即两人都知道有几万人在听的场合。私下是否有过更尖锐的分歧，本书无从查证，也不做推测。可登记在案的只有一件：他们把差异留在了可以被记录的地方。

第三，也是最实用的一条——分歧的价值不在于站队，在于它暴露判据。同一个问题，两个都极其聪明、共事六十年、共享大部分方法论的人给出不同答案，这个差值几乎总能被追溯到更深的参数上：对人性可靠度的估值、对制度自我修复能力的估值、对最坏情况的想象力。芒格那套参数在这份清单上被反复读出同一个数：低。这解释了他的许多选择——为什么要有“太难”一堆，为什么把安全边际称作工程学概念，为什么到九十九岁还在主张禁令而不是教育。也解释了本书第五部的存在：一个把人性估值设得这么低的人，唯一诚实的自我处理方式，就是把同一把尺子用在自己身上。

本章依据

• 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会问答，出版级中文审校译文（A2），引语均标 record_id，可回查 corpus/zh_reviewed_v2/meetings/：1997-1（0225 罗尔斯，同场巴菲特“卵巢彩票”语境）、1998-1（0191 社保基金入市）、1998-2（0351/0359 公立学校与教育券，同场巴菲特“像贞操”与高尔夫券论证）、2003-1（0164 启蒙者神话与喜诗糖果、0225 衍生品“五到十年”；“总体态度只比沃伦稍微悲观一点”为同场发言，未取编号）、2003-2（0140 慈善节奏）、2005-2（0070 社会保障）、2006-1（0092 乙醇，同场巴菲特能力圈式回答与政治笑话）、2009-2（0010/0014 比亚迪，同场巴菲特“查理是我们的团队领袖”）、2010-2（0245 风险投资的信心边界）、2011-1（0164 斧头与托宾税，同场巴菲特财政货币政策评估与期货税率）、2011-2（0045 恐慌起于华尔街与学术机构；同场“被救助机构 CEO 应一文不名”为巴菲特提案，非芒格语）、2014-2（0284 两房私有化）、2015-2（0340 被动致富不算完整人生）、2016-1（0066 碳氢化合物作化工原料）、2017-1（0150 遗产配置）、2017-2（0054/0056 现金底线与“我们不必完全意见一致”）、2018-2（0097 “我比你更讨厌加密货币”）、2022-2（0185 石油留在地下）、2023-1（0123 “我比沃伦稍微悲观一点”，同场巴菲特命名这一差别）。
• 2010-1 场次巴菲特“这法案有 1550 页，要不你管前 1500 页”、2017-2 场次巴菲特“查理比我更像一台学习机器”、2021-1 场次巴菲特“六十二年从没互相生过气”，均为同场 A2 译文中的巴菲特语境，本章作为分工与关系叙述引用，不作为芒格观点。
• 衍生品预言链全案见第十九章；比亚迪与中国见第二十二章；“早年芒格是糟糕的榜样”与职业价值判断见第二十六章；指数化三轨立场与身后资产配置分歧的完整处理见第二十九章；加密货币立场全史见第三十章。本章仅登记分歧坐标，不重复举证。
• 两人各自的党派归属（巴菲特为民主党人、芒格自陈右翼共和党人）见 2005-2 场次两人对话原文，属当事人当场自述。
• 房利美与房地美自 2008 年起处于政府托管、社会保障基金未实施入市、乙醇补贴政策的后续调整等，为公共可核验事实，仅作时间坐标，不承担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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