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形成 · 第一章
1968 年,一场亲手走完的泡沫
2014 年夏天,格兰瑟姆在 GMO 季度信里写了一组《夏日随笔·第二卷》(Summer Essays, Volume 2)。这封信是合著体,他的部分在第六到十二页,其中一篇是他《投资教训:四十七年来所犯的错》(Investment Lessons: the Mistakes I Have Made in 47 Years)系列的第二章。它是一手口述,但讲的是四十六年前的事——1968 年前后、他三十岁上下亲历的一场投机。本章据此重建,性质是回述、非当时文献,数字口径以档案卡为准。
这段回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日后半个世纪职业性地诊断泡沫,经验的原型不在任何一封季度信里,而在这一轮他用自己的钱、自己的贪婪,从头到尾走完的泡沫里。他后来看别人在顶点上跳舞时的那份冷静,不是天生的,是被这一轮烫出来的。一个从未在自己账户上走完一轮泡沫的人,很难对别人的狂热有这种体感;而格兰瑟姆有。
一个自以为有天赋的年轻人
先看他起步时的处境。
格兰瑟姆在谢菲尔德(Sheffield)大学读经济学本科,之后到哈佛商学院念 MBA。念书前,他在咨询公司阿瑟·D·小(Arthur D. Little)的石油部门做过暑期工,赚了 8000 美元——那在当时的英国是 4 倍于普通人的薪水。手里第一次有了闲钱,又赶上一轮牛市,他开始买股票。
他选股的方法,是照抄一份叫《华尔街文摘》(Wall Street Digest)的通讯上的贴士。牛市里买什么涨什么,几次下来,他把市场的普涨错当成了自己的天赋。
这是一个值得停下来看清的机制。在一段人人都赚钱的行情里,一个人很难分辨自己赚的是本事的钱,还是水涨船高的钱。上涨给每一次买入都发了正反馈,而反馈越密集,“我有天赋”的错觉就越牢固。格兰瑟姆日后会反复写到人类心智的这个毛病:我们不擅长长周期,不擅长递延满足,也不擅长与数字打交道——尤其是复利、概率和折现率这三样(见 2011 年《该醒了》)。一个照抄贴士、连着赚了几把的年轻人,正好把短周期的运气,误读成了长期的能力。他后来一生都在警惕这件事,包括警惕自己。
这层错觉不只属于年轻的格兰瑟姆。它是每一轮泡沫都会批量制造的东西——把一群从没见过大回撤的人,喂养成自信满满的多头。四十多年后他会用“这里没有年轻人的市场”(No Market for Young Men,2011 年第三季度信)来形容这种代际错觉:太多投资者从没经历过一次 1970 年代式的深跌,于是永远预期一个不会到来的迅速反弹。1968 年的格兰瑟姆,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
这段错觉后来塑造了他的整套方法。既然一段上涨能把运气伪装成天赋,那么防止自欺的唯一办法,就是不信手感、只信数字——把几十年、几个世纪的价格序列摆出来,数标准差、数均值回归的幅度,让证据替你判断,而不是让“我感觉这次不一样”替你判断。他日后那把 sigma 尺子、那套均值回归的记账,本质上都是防自欺的装置,防的正是他三十岁那年上过的当。一个不曾被市场骗过的人,未必想得到要给自己装这样的护栏。
从 7 美元到 100 美元
真正的故事,从一只叫美国赛道(American Raceways)的股票开始。
这家公司要把一级方程式赛车引进美国,董事会里坐着车手斯特林·莫斯(Stirling Moss)——一个“太美国了”(so American,2014 年《夏日随笔·第二卷》)的故事:速度、明星、一项还没被本土化的时髦运动。格兰瑟姆以每股 7 美元买了 300 股。这一笔本来不大,是一次普通的下注。
等他忙完别的事回过头来,股价已经涨到 21 美元。3 倍。
这时他做了那件他日后会在无数泡沫里看到别人做、而当年自己也做了的事:他把手上别的股票全卖了,借钱把这一只加倍再加倍——“翻了 3 倍加仓”(tripled up),而且“大半是借来的钱”(mostly borrowed,同篇)。请注意这里同时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他放弃了分散,把鸡蛋从好几个篮子挪进了一个正在发烫的篮子。第二,他动用了杠杆,用借来的钱放大一个已经涨了 3 倍的头寸。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他这么做的理由不是价格更便宜了,恰恰相反,是价格涨得更快了——上涨本身成了加仓的依据。一个价值投资者日后会把这三件事逐一列为禁忌,而三十岁的他,一次全犯了。
圣诞节,美国赛道冲到 100 美元。从 21 美元到 100 美元,又是一轮加速。他的账面身家约 8.5 万美元。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几个月里觉得自己富了。他开始花这笔还没到手的钱:动念买下牛顿镇(Newton)一栋 4 万美元的房子——他说,那栋房子今天大约值 100 万美元——外加一辆 BMW 2002。纸面上的财富,在他心里已经变成了房子和车子。这一步,是泡沫心理最关键的一跳:把未实现的账面数字,当成了可以支配的现实。
然后,一切开始逆转。房子的报价被卖家拒绝;紧接着,股票崩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坏消息,只是涨势停了、然后反了。他在 60 多美元的位置逃了出来——比 100 美元低了不少,但比 7 美元还高,若就此收手,这仍是一笔赚钱的交易。
可他没有收手。逃出来之后,他又押注另一只叫市场监测数据系统(Market Monitor Data Systems)的股票——那是一块给券商用的桌面期权行情屏,“领先了时代”(ahead of its time,同篇)大约十五年,超前得没有活路。他赶在这家公司破产前两个星期脱身,账户里只剩 5000 美元。
从 8.5 万到 5000。这是一轮完整的回吐,用了几个月。他不是在顶点被套牢的那种输法,他是逃出了第一场、又扎进第二场,把第一场剩下的钱也几乎赔光的那种输法。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因为它关系到他从这段经历里真正学到了什么、又没学到什么。
泡沫的原型
这一轮回吐,日后成了他所有泡沫诊断的原型。把他成熟期在季度信里反复讲的那套框架,一条条对到这段经历上,会发现它们几乎全在。
先看他 1968 年的这场投机具备哪些条件。2007 年他会把泡沫的两个必要条件写成定式:其一,基本面至少优秀、近乎完美更好;其二,流动性在量与价上都慷慨,加杠杆又易又便宜(见 2007 年《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美国赛道这两条都齐了——一个“太美国了”的动人故事充当着“近乎完美的基本面”,而他借得到、也借得起的那笔钱,充当着“廉价的杠杆”。2018 年他会给大泡沫下一个更凝练的定义:优秀基本面被狂喜地外推(Excellent Fundamentals Euphorically Extrapolated,2018 年《为融涨做准备》)。把 F1 进军美国、把一块超前的科技屏,当成通往财富的直道,正是一次“狂喜的外推”。
再看它是怎么破的。他后来坚持一个反直觉的判断:泡沫破裂通常没有可观察的催化剂——“我们至今没为 1929、1987、2000 甚至南海泡沫商定过一个催化剂”(2007 年《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美国赛道的崩塌印证了这一点:没有丑闻,没有暴雷,只是“房子报价被拒”这样一件与股票毫不相干的小事,恰好落在了价格的顶点附近。价格不需要坏消息才会掉头,它涨得太高时,自己就会掉头。他后来用一个比喻讲这件事:泡沫像一只浮在水柱顶端的乒乓球(ping-pong ball,2007 年《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水柱的力度,就是宽松的钱和乐观的情绪;只要水一弱,球就落,你根本不必去问是哪一滴水先松的。美国赛道顶上那只乒乓球落下来时,也没有谁能指着某一滴水说,就是它。
还有加速。他成熟期最看重的晚期信号,不是估值有多高,而是价格的加速本身——真正的末段加速往往涨得又快又猛(见 2018 年《为融涨做准备》)。美国赛道从 7 到 21、再从 21 到 100,是两段陡峭的加速;而加速最诱人的地方,正在于它让“再等等、再加点”显得无比合理。三十岁的他没能抵抗这份诱惑,五十年后他会教人:越是加速,越接近尽头。
最后是均值回归。这只股票冲到 100 美元,是一次巨大的过冲;它跌回来,是过冲之后的回归。他日后把均值回归奉为“唯一的大真理”,而这条真理第一次向他显形,不是在一张图表上,是在他自己缩水的账户里。
这里要顺带点出一层他当时还不懂、后来才想通的东西:职业风险。1968 年,他玩的是自己的钱,头上没有任何“保住饭碗”的约束,所以他敢把全部借来加倍。多年后他会发现,机构里那些管着别人钱的专业人士,行为逻辑正好相反——他们首要的指令是别丢工作,于是在顶部不敢空、在底部不敢买。年轻的格兰瑟姆之所以敢那样鲁莽,恰恰因为他当时没有职业风险;而市场之所以会集体犯错,恰恰因为大多数人有。这条线索要到第三部才展开,但它的反面,早在美国赛道这一轮里就埋下了。
需要说清的是,这不是一次“大判断”,而是一次惨败。本书不把它美化成什么先知的觉醒。它的价值恰恰在于狼狈:一个日后以诊断泡沫闻名的人,年轻时用自己的钱把泡沫从头到尾亲手走了一遍,输得很彻底。判断的质量与判断的报偿是两回事——这句话他一生说了很多遍,而第一次学到,是在这几个月里。
他违反的,正是他后来的三条铁律
有一个对照,格兰瑟姆本人没有明写,但值得点出来。2012 年,他在《我姐姐的养老金》里给出战胜牛市非理性的三个条件:其一,坚持格雷厄姆式的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只在真正的异常错价出现时才下大注;其二,“保持合理分散”(stay reasonably diversified);其三,“绝不使用杠杆”(never use leverage,均见 2012 年《我姐姐的养老金》)。
把这三条倒过来,正好是他 1968 年干的事。他没有等一个便宜的价格才下注,而是在已经涨了 3 倍、更贵的时候加倍——违反第一条。他把别的股票全卖了、集中押一只——违反第二条。他“大半用借来的钱”放大头寸——违反第三条。一个人日后立下的每一条铁律,往往对应着他早年摔过的某一跤;格兰瑟姆的这三条,几乎是从美国赛道的账户里一字一句抄下来的。
这也回答了一个可能的疑问:他既然三十岁就懂了杠杆和集中的厉害,为什么还要等几十年才把它写成纪律?因为懂一件事和守一件事,中间隔着的不是知识,是脾性。他年轻时并不缺聪明,他缺的是“钱来得容易时管住自己”的能力——而这份能力,多数人一辈子都靠一两次这样的惨败换来。他换来了,代价是 8 万美元和一段婚姻里的沉默。
头号教训,是关于人
但他从这段经历里抽出的第一条教训,出人意料,不是关于市场,而是关于人。
他把它写成了投资教训的第一条:“如果只能挑一个在压力下扛得住的,那就挑你太太。”(if you have to pick one who will outperform, pick your wife,2014 年《夏日随笔·第二卷》)这句话背后是那个储蓄归零的夜晚。他本以为要带着一栋房子、一辆车和一份体面的身家回家,结果两手空空。他回到家,妻子的反应是——“我妻子什么都没说。我是说,一个字都没说。”(my wife said nothing. And I mean nothing at all,同篇)
她没有责备,也没有追问,只是默默把家里紧巴巴的日子接着过下去。格兰瑟姆说,那一晚她攒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的人情账”(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IOUs,同篇),此后四十六年他都在还。
这一课的完整版本是这样的:他无法预知那些对自己重要的人,在压力下会如何表现;而事到临头,扛住压力的是他太太,不是他自己。一个把市场看成冷静的证据陈述、几乎从不写神态与情感的人,把投资生涯的头号教训,给了压力之下一个人的沉默。这不是偶然。他后来解释市场为什么会集体犯错时,用的钥匙也是“人在压力下会怎么做”——顶部不敢卖、底部不敢买,都是压力下的行为,不是算错了账。他一生研究的,与其说是价格,不如说是价格背后的人。
这里有一个不易察觉的转折。美国赛道教给他的,是“我自己在压力下会失态”;而他日后最著名的理论——职业风险与代理问题——讲的却是“别人在压力下会失态”。这两者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用自己的钱、在贪婪的顶点上失去过分寸的年轻人,最能理解一个用别人的钱、在饭碗的压力下不敢逆行的基金经理。他不是从外部俯视市场的非理性,他是从内部走过一遭、再回头去解释它。这大概也是他的诊断读起来总带着一点体谅、而非讥讽的原因——他骂制度、骂政策,却很少骂具体的人,因为他知道,换成自己,未必做得更好。这一层,到第三部会展开成他整套关于市场的解释。
本书愿意保住这层底色。美国赛道这一轮,若只当成一则市场寓言来读——杠杆有多危险、贪婪有多短命——就漏掉了他自己最看重的那一半。他记住的不是曲线,是那个不说话的人。
一个预报者的自知
这段经历还给了他一样别的东西:对自己的一份清醒的低估。
他后来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从不假装能掐准点。他反复说,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总在泡沫里卖得太早、在崩盘里买得太早”(2009 年《恐惧中再投资》),宁可说一句“我大概又太早了”,也不肯给一个精确得可疑的时点。这份对择时的谦卑,与美国赛道有直接关系。他在那一轮里学到的,不是“我能预见顶部”——他没有;他学到的是相反的东西:“钱来得容易时,我和所有人一样会上头。”一个亲身在顶点上盘算过房子和车子的人,很难再相信自己或任何人能冷静地踩在最高点离场。
这就是为什么他日后给自己立的裁判尺里,明确把“精确择时”排除在成功的定义之外。他知道人在贪婪与恐惧的极点会怎样,因为他年轻时在这两个极点都待过——100 美元那天的贪婪,5000 美元那天的恐惧。丈量疯狂的人,先得承认自己也会疯;而他这份承认,是用 8 万美元买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半个世纪里全部的翻多只有两次——1982 年和 2009 年——且两次都刻意选在市场已经血流成河、便宜到极点的时候。他不轻易喊多,因为他太清楚“看起来要涨”的诱惑有多不可靠:他在 21 美元加过仓,也在 100 美元盘算过房子。反过来,他也从不轻易断言自己抓住了顶或底,他给的永远是方向和框架,不是点位。这份克制的源头,可以一直追到美国赛道那几个月。别人从这段故事里看到的是“杠杆害人”,他自己看到的是“我也会上头”——后一个教训,比前一个难学得多,也有用得多。
从灰烬里起步
清零之后不久,1969 年 4 月,格兰瑟姆与迪恩·勒巴伦(Dean LeBaron)一起创立了 Batterymarch Financial Management。开张头一年,只有一个账户,约 10 万美元起步。
这个数字后来出过一个岔子:多年后一份内部资料把当年的规模写成了 10 亿美元,是他本人把它更正了回来——实为 10 万,不是 10 亿。这处更正本身值得记一笔,因为它是理解他的一个小注脚。连自己创业的起步规模,他也宁可把夸大的说法改小,也不肯留着一个好听但失真的数字。这与他一生的记账习惯是一致的:数字要么带着口径和年份、经得起核对,要么就模糊处理,绝不为了好看而放大。
那几年他节俭到什么程度?他说,家里连当地报纸《环球报》(Globe)都只在凯尔特人(Celtics)赢球的日子才买。刚在美国赛道上输光积蓄的年轻人,是带着这样一种对钱的敬畏,去开一家投资公司的。
这家小公司后来会做几件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事——1971 年推荐最早一批商用指数化产品之一,1972–73 年在“漂亮五十”的狂热里反手押注小盘价值。那些是下一章的内容。这里只需记住一点:它起步于一个刚刚清零、只买得起凯尔特人赢球那天报纸的年轻人手里,而这个人对杠杆和贪婪的戒备,是花了真金白银换来的,不是从课本上读来的。
这场投机留给他的,不是一笔财富,而是几样别的东西:对杠杆的终身戒惧,对分散的信服,对“太早”的坦然,一种“我知道贪婪长什么样”的诊断本能,以及那个不说话的夜晚给他的关于人的一课。这些,构成了他日后半个世纪的地基。下一章要讲的,是这块地基上更早的一课——比美国赛道还早十四年、他十六岁那年的第一笔投资——以及在 Batterymarch 建起来的那套方法。
本章依据
- A1|本人独著段(合著信切段):《夏日随笔·第二卷》,2014 年第二季度 GMO 季度信(
letters/jg-gmo-qtlyletter-2q14.txt),本人段在第 6–12 页(署名门:Ben Inker 段 pp1-5 跳过,本人段免责声明“views … of Jeremy Grantham”)。美国赛道全程(每股 7→21→100 美元、翻 3 倍加仓/大半借钱、圣诞 8.5 万美元、牛顿镇 4 万美元的房、市场监测数据系统、破产前两周脱身剩 5000 美元)、“挑你太太”“我妻子什么都没说”、阿瑟·D·小暑期工 8000 美元、《华尔街文摘》抄贴士、Batterymarch 1969 年创立/一个账户/约 10 万美元、凯尔特人赢球才买报纸——均出自本人段,系其《投资教训》系列第二章的一手口述。 - A1|框架互文(点到为止,正文详见后章):泡沫两必要条件与“无催化剂”见《无处不在、无所不包》2007 年(
essays/jg-jg-its-everywhere-in-everything-4-07.txt);“优秀基本面被狂喜地外推”与末段加速见《为融涨做准备》2018 年(essays/jg-viewpoints---bracing-yourself-for-a-possible-near-term-melt-up.txt);“这里没有年轻人的市场”见 2011 年第三季度《史上最短季度信》(letters/jg-jgletter-shortestletterever-3q11.txt);人类不擅长长周期/复利/概率见《该醒了》2011 年(letters/jg-jgletterall-1q11.txt)。本章仅作原型对照,不展开。 - 档案卡:
personas/jeremy-grantham-deals.json决策卡首条(1968 American Raceways),personas/jeremy-grantham-bio.json1969 年 Batterymarch 条(含“起步 10 万、非讹传 10 亿”的本人更正)。 - 证据等级与性质:所引一手为 A1(2014 口述),但所述为 1968–1969 年事,属回述、非当时文献;早年(1938–1999)几乎无同期一手,数字口径一律以档案卡为准,不确定处从模糊。
- 编者注:本章“泡沫的原型”“头号教训是关于人”“一个预报者的自知”三节的分析框定为编辑判断,非格兰瑟姆自陈;将美国赛道读为其日后泡沫诊断之经验原型、并映射到 2007/2018 框架,系本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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