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逻辑与一个不肯放弃的问题

这一章只写与方法有关的部分。索罗斯的生平材料在中文世界里流传很广，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第三方传记与访谈转述，本书不使用。以下每一条事实都出自他本人的公开文本，能核到原句。凡是不同来源之间对不上的地方，本书两个说法都留着，不替他选一个。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

那天德军进驻匈牙利。索罗斯还不满十四岁。

他后来至少五次在正式场合复述这一天，措辞高度一致。他说这是他人生的塑造性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他说自己出身于一个还算宽裕的中产家庭，突然之间面对被驱逐和被杀死的前景，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他说如果不是他父亲比多数人更早看懂了危险，他很可能会死在大屠杀里，或者留下终身的心理损伤。

要理解那几个月他学到了什么，得先看他父亲。

父亲这个人

提瓦达·索罗斯年轻时是个有野心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志愿加入奥匈军队，被俄军俘虏，作为战俘被押往西伯利亚。在营里他办了一份报纸——手写的，钉在一块木板上展示，名字就叫《木板》（The Plank）。这份报纸让他很受欢迎，战俘们选他做代表。

后来邻近的一个营有人逃跑，那个营的战俘代表被作为报复枪毙了。他没有等着同样的事情在自己营里发生，而是组织了一群人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只木筏顺流而下漂到大洋。这个计划有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知道西伯利亚的河流全都注入北冰洋。他们漂了好几个星期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往北极去，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泰加林回到有人烟的地方。这期间俄国革命爆发，他们被卷了进去。经历了各种波折之后他才回到匈牙利。索罗斯在复述时加了一句很冷的评论：如果他父亲当初待在营里不动，会比这早得多回到家。

这句话后面藏着一个判断，索罗斯自己没有点破，本书替他点破：父亲那次越狱，按结果算是亏的。按“多久能回家”这个指标衡量，不动是更优解。但如果按另一个指标衡量——一个战俘代表在邻营代表被枪毙之后继续留任的存活概率——不动可能是致命的。父亲选择的是后一个框架。他没有在既定规则下优化，他判断规则本身已经失效。

回到匈牙利之后，他是个变了的人。索罗斯说父亲失去了野心，对生活别无所求，只想享受它；他把一套与周围环境很不一样的价值观传给了子女；他没有积累财富或取得社会地位的欲望，只工作到够维持生计为止。索罗斯记得自己被派去父亲的主要客户那里借钱，好让全家去滑雪；借完之后父亲为了还这笔钱不得不去工作，郁闷了好几个星期。他说他们家还算宽裕，但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而且他们以自己的不同为荣。

这一段材料很容易被读成温情的家庭回忆。它不是。它是索罗斯给出的一份关于“什么样的人能在一九四四年做出正确判断”的说明书：一个已经不再按常规规则活着的人，在常规规则失效时反应最快。

那几个月

德军占领之后，父亲立刻判断这不是正常时期，正常规则不适用。他为家人和一批别的人办了假身份。付得起的人付钱——索罗斯说有时候收费相当高昂——付不起的免费。这批人大部分活了下来。

索罗斯对这一段的评价只有一句：那是他最好的时刻。（“That was his finest hour.”）

关于自己那几个月，他的描述是这样的：用假身份生活对他来说结果是一次非常正面的经验；他和家里其他人处在致命危险中；周围的人不断死去，而他们不但活了下来，还帮助了别人；他们站在天使那一边，在极其不利的胜算下赢了；这让他觉得自己很特别；那是一场高度冒险；他有一位可靠的向导，也就是他父亲；他毫发无损地过来了。然后是一句反问：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还能要求什么呢？

关于这段自述，本书必须说明的事

这里需要一段编辑判断，不能跳过。

上面这段话是一个七十九岁的人在二〇〇九年讲台上说的，不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在一九四四年记下的。它是一份回溯性叙述，而且是一份被此后六十五年的经历反复加固过的回溯性叙述。“高度冒险”“站在天使那一边”“我觉得自己很特别”——这些是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人才能使用的措辞。

这不意味着他在撒谎。这意味着这份材料的用途有限：它能可靠地告诉我们他现在如何理解那段经历，不能可靠地告诉我们他当时经历了什么。本书对全部此类材料统一按这个规则处理。

还有一层，本书不作评价但必须记录：同样在那几个月里，欧洲有数十万人死去，其中包括匈牙利的绝大多数犹太人。一个幸存者把这段时间叙述为“令人振奋的冒险”，这是他的经验，也是幸存者视角的固有性质。本书照录，不评论。

他说他从这里带走了什么

二〇一一年他八十一岁，写了一篇讲自己慈善事业的长文。文章开头交代一九四四年，然后给出了那句本书后面会反复用到的话：

我们没有屈从于命运，而是抵抗了一股比我们强大得多的邪恶力量——我们还赢了。这把一场不可思议规模的灾难变成了一次令人振奋的冒险。那给了我冒险的胃口，而在父亲明智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应对风险——探索可能性的边界，但不越过它。（“I learned how to cope with it—exploring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but not going beyond them.”）

紧接着的一句是：“我乐于直面残酷的现实，我被看似无解的问题吸引。”

这两句话在本书里的位置是这样的：它们不是证据，它们是待检验的假说。他声称自己的风险哲学有一个可以追溯到十四岁的来源。这个说法无法被证伪——没有人能回到一九四四年去查。本书能做的是把它和另一批可核的材料放在一起对读：二〇〇九年他说自己“是个冒险者，常把事情推到极限，但避免越过悬崖”，说自己靠留意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来保护自己，说他选择那些即使在最坏假设下风险回报比仍然吸引人的投资；二〇〇九年他又说，二〇〇八年他方向看对了但没有考虑波动率，仓位大到扛不住摆荡，几次在错误的时点被迫减仓。

一个宣称自己一生都在“探索边界但不越过”的人，在七十八岁那年越过了。第十九章会处理这件事。这里只是先把假说和它的反例都摆出来。

伦敦：落差

苏联占领之后，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索罗斯说他在找新的挑战，在父亲帮助下离开了匈牙利。十七岁，他成了伦敦的一个学生。

他说自己求学的首要兴趣是更好地理解他生于其中的这个古怪世界，但他坦白，他也怀着成为一位重要哲学家的幻想，因为他相信自己获得了一些让他与众不同的洞见。

然后是很短的一句：

在伦敦生活是一次巨大的失落。我没有钱，孤身一人，而且人们对我要说的话不感兴趣。（“Living in London was a big letdown. I was without money, alone, and people were not interested in what I had to say.”）

这句话在本书里有用，理由不是它动人，而是它给出了一个可以对照的起点。三十年后他会在维也纳站上讲台，把自己的讲稿命名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再试一次》；六十年后他会在自己创办的大学里连讲五场，开场说这场危机改变了他自己和许多人的评价。“人们对我要说的话不感兴趣”这件事，在他那里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

那一年空档，和那个矛盾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发生了一件他此后反复讲述的事。他提前一年考完了最后的考试，因此在拿到学位之前空出了一年。这一年他可以自己选导师。他选了卡尔·波普尔——那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从波普尔那里拿到的，是一套关于知识如何被检验的规则：经验真理无法以绝对确定性被知晓；科学定律也不能被证实到毫无疑问的程度，只能通过检验被证伪；一次失败的检验足以证伪，而任何数量的相符实例都不足以证实；因此科学定律永远是假设性的，其有效性始终对证伪开放。由此推出一个政治结论：任何宣称掌握终极真理的意识形态都在作虚假声称，因此只能靠强制推行社会，而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导向压制。

他为什么接得住这个结论，他自己解释得很直接：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让他看清了纳粹政权与共产政权的相似性。

在匈牙利两种都经历过，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Having lived through both in Hungary, it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与此同时他在学初等经济学。于是撞上了那个矛盾——本书认为这是理解他全部工作的唯一入口：

完全竞争理论假定完美知识。波普尔断言完美知识不可企及。

这两句话不能同时为真。而经济学并不是在偷偷假定，它是在明确地把完美知识写进公设。索罗斯的处理办法在当时看很简单：他说这个矛盾可以通过承认经济理论达不到牛顿物理的标准来化解。

化解一个矛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修改其中一方，一种是限定其中一方的适用范围。他选了后者。这个选择在此后六十年里没有变过，而且构成了他与主流经济学全部争执的形式——他从不说供求分析算错了，他说它被用在了它不适用的地方。

一处必须并存的时间冲突

关于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年份，语料里有两个说法，本书两个都保留。

二〇〇九年中欧大学第一讲和二〇一四年的学术论文都写“一九五〇年代末”（in the late 1950s）。二〇一一年四月在卡托研究所的演讲里，他写的是“一九四〇年代末”（in the late 1940s）——那次他讲的是自己在校刊《经济学刊》（Economica）上读到波普尔与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那场著名的方法论论战。

按他别处的自述，他十七岁到伦敦，即一九四七年前后；而“提前一年考完、多出一年”发生在学位完成之际。两个说法之间差了大约十年。本书不推定哪个对。可以确定的只有三件事：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他选了波普尔做导师；那场论战他读过。本书后续凡涉及这段时间的表述，一律用“学生时代”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不给具体年份。

站在哈耶克一边的那一次

那场论战值得单独一节，因为它是索罗斯思想里唯一一次他明确说自己背离了老师。

哈耶克抨击他所称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意思是对牛顿物理的奴性模仿。波普尔持相反立场，主张科学统一性学说——同样的方法与标准适用于一切科学学科。

索罗斯的表态很干脆：

我自认为是波普尔的门徒。但在这件事上我站在哈耶克一边。（“I considered myself a disciple of Popper. But here I was on Hayek’s side.”）

这一节要说的不是他站队，而是站队的理由。他站在哈耶克一边，恰恰是因为那个矛盾——如果社会科学必须服从与物理学相同的标准，那么完全竞争理论所假定的完美知识就必须被认真对待；而波普尔已经证明完美知识不可企及。哈耶克给了他一条出路。

但这条出路他只走了一半。四十年后同一场演讲里，他对哈耶克下了一个严厉得多的判断：哈耶克把自己的方法论论证从属于自己的政治偏好；二战后共产主义威胁变得更急迫时，他克服了自己的方法论疑虑，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使徒。索罗斯给的解释是：一个能证明追求自利的市场参与者可以确保资源最优配置的科学理论，对一个正在与共产主义作战的人来说太方便了，方便到无法拒绝——但它也好到不可能是真的。

这段话在本书里的用处是双向的。它是索罗斯对哈耶克的批评，也是一份可以反过来用在他自己身上的模板：一个人的方法论主张，会不会也在为他的政治立场服务？第五部会带着这个问题回来查他。

他的老师，后来成了他的靶子

还有一个人必须提。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索罗斯在二〇一四年那篇论文里明确写他是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

罗宾斯把经济学的任务定义为有限手段在无限的替代目的之间的配置，并且明确把对手段与目的本身的研究排除在外。索罗斯对这件事的判断是：通过把流行的价值观与生产方法当作既定条件，罗宾斯把反身性作为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从经济学里消除掉了。

一个学生，用六十年时间把自己老师的一个定义认定为整门学科走错方向的起点。这件事在本书里的意义是方法论上的：他后来所有的批评都不是针对结论，而是针对什么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批评方式，也是他与经济学界始终对不上话的技术原因——他攻击的是学科的边界设定，而不是学科内部的任何一个命题。

纽约、假开局，和一篇写不下去的论文

学业结束后的事，他说得很省。他说自己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开局，最后在纽约做了套利交易员。他还说，进了金融市场之后，他在学校里学的那些经济理论没有多少用处；奇怪的是，他在波普尔影响下发展出来的那套概念框架，反而提供了有价值得多的洞见。

在业余时间他继续做哲学。第一篇重要论文叫《意识的负担》，试图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框架建模：他把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模式相连，把封闭社会与教条思维模式相连，把开放社会与批判思维模式相连。

然后是那个卡住他的地方。他说他没能妥善解决的是：思维模式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性质的。

这个问题是整套框架的种子。他后面所有的东西——认知函数与操纵函数、正负反馈、繁荣与萧条、近均衡与远离均衡——都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他二〇〇九年的原话是，这个问题继续占据着他，而他就是这样发展出反身性这个概念的。

论文的年份也有一处需要说明。二〇一四年那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把《意识的负担》系于一九六二年，并注明未出版，修订版收入他二〇〇六年的一本书。而在中欧大学第一讲里，他讲述这篇论文的位置是在“最终在纽约做套利交易员”之后。两处不冲突，但本书采用一九六二年这个有文献著录的年份。

这一章里没有出现的那些事

写到这里，读过其他索罗斯传记的人会发现有大段内容缺席。这一节交代为什么。

以下这些广为流传的情节，在他二百五十件公开文本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他在伦敦打过哪些零工；他毕业后最初进的是哪家公司；他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从伦敦到了纽约；他做套利交易的那张台子上具体交易什么；他和哪些人合伙、在哪一年成立了后来成为量子基金的那只基金；这只基金历年的规模与回报；他任何一年的具体业绩数字。

关于最后一项，语料里只有两个孤立的数据点。一是二〇〇九年他讲自己五十岁前后的中年危机时提到，当时他的对冲基金已经成长到一亿美元，其中约四千万属于他个人。二是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在国会作证时，被问到他的基金结构，他答说正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只有一只基金，他全部的资产都在那只基金里；追问这只基金比他别的基金表现好还是差，他说没得比，它是唯一的一只。

除此之外没有了。这不是本书回避，是材料本身如此。

这个缺席本身是一条信息，而且是本书最重要的一条背景信息。一个把一生几乎全部公开写作用来谈哲学、政治与政策的人，从未觉得有必要向公众交代自己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相比之下，本文库里另外几位的核心文本恰恰就是这种交代。这个反差不是风格差异，它决定了这两类人物能被写成什么样的书。

因此本书对第一部的处理原则是：凡是语料不载的，一律不补。宁可章节里出现空洞，也不用第三方叙述去填。空洞本身会告诉读者，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到哪里为止。

看不懂自己前一晚写的东西

接下来发生的事，他讲过一个很具体的版本。

反身性这个概念让他觉得自己手里有一个重大发现，可以让他实现成为重要哲学家的幻想。某个时刻，他的事业撞上了障碍，他换档，把全部精力投进去发展自己的哲学。但他太珍视这个发现，舍不得放手，觉得这个概念需要被深挖。他越挖越深，最后迷失在自己构造的复杂性里。

一天早上，我看不懂自己前一晚写的东西。（“One morning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I had written the night before.”）

到那时他决定放弃哲学探索，专心赚钱。他说，要到很多年以后，在做对冲基金经理跑出成绩之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哲学。

这一段是本章的落点。一个人在三十几岁的时候，被自己的问题打败了。他没有解决它。他把它带进了市场——不是作为一个工具，而是作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此后二十五年，他每天用真金白银去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八七年他觉得可以写成一本书。

一个不属于英雄叙事的段落

本章要以另一件事收尾，因为不放它，前面所有关于父亲的段落都会失衡。

一九九四年，他为自己发起的一个临终关怀项目写了一篇文章，开头是他父亲的死：

我父亲一九六三年在家中去世。他病入膏肓。……手术之后他剩下的时间很少了。我恐怕在那个时候就把他一笔勾销了。他死的时候我在场，可我让他独自死去。我看得见他，但我没在他床边。他死后第二天我去了办公室。我没有谈起父亲的死。（“I was there when he died, yet I let him die alone. I could see him, but I wasn’t at his bedside.”）

这个人，就是那个在一九四四年救了全家、被索罗斯反复称为“可靠的向导”的人。而在他死的时候，索罗斯选择了不在场——人在房间里，但不在床边。他自己的定性是：他多少是否认了父亲的死，他确实没有参与其中。

本书把这一段放在这里，不是为了作道德评判，而是为了一个方法上的理由。索罗斯一生反复讲的那个自我形象是“我乐于直面残酷的现实”。这一段是他自己提供的反例，而且是他自己主动提供的。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最不堪的一次回避写下来发表，这件事本身比那句自我形象更值得相信。

关于日期，本书须加一条编者注：语料原文写的是一九六三年，而通行的传记材料多记提瓦达·索罗斯卒于一九六八年。本书按纪律以他本人正文为准照录，同时标明此处待外部核实，不采用未经核对的第三方年份。

本章依据

• 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一讲（2009-10）。lectures/soros-lecture-pdf-human-uncertainty-principle.txt。A1。本章关于一九四四年、父亲的西伯利亚经历与越狱、父亲回国后的价值观、“最好的时刻”、十四岁那段自述、离开匈牙利与伦敦的落差、“一九五〇年代末”与自选导师、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完全竞争的矛盾、纽约套利交易员、《意识的负担》与“看不懂自己前一晚写的东西”，全部出自此讲。编者注：该文件元数据未标讲次与具体日期，据正文可确定为五讲之第一讲。
• 《我的慈善》，2011-06-22。essays/soros-2011-06-22-my-philanthropy.txt。A1。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这个具体日期、假身份的收费与免费、“探索可能性的边界但不越过它”、“我乐于直面残酷的现实”出自此文。
• 《我为什么同意哈耶克的（部分）观点》，卡托研究所演讲（节选），2011-04-28。speeches/soros-2011-04-28-why-i-agree-with-some-of-friedrich-hayek.txt。A1（节选）。“一九四〇年代末”、波普尔与哈耶克在《经济学刊》上的论战、“我自认为是波普尔的门徒”、“在匈牙利两种都经历过”、以及对哈耶克“把方法论论证从属于政治偏见”的判断出自此文。编者注：该文件标题注明为节选，引用时按节选处理。
• 《可错性、反身性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2014-01-13。essays/soros-2014-01-13-fallibility-reflexivity-and-the-human-uncertainty-princi.txt。A1。罗宾斯是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罗宾斯的定义“把反身性从经济学里消除”、《意识的负担》系于一九六二年，出自此文及其参考文献。
• 《关于美国之死的反思》，1994-09-01。essays/soros-1994-09-01-reflections-on-death-in-america.txt。A1。父亲之死一段出自此文。编者注：正文作一九六三年，通行传记材料多作一九六八年，本书以正文为准照录并标明待核。
• 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三讲（2009-10）。lectures/soros-lecture-pdf-open-society.txt。A1。“冒险但不越过悬崖”“在最坏假设下风险回报比仍然吸引人”出自此讲，本章仅作对照引用。
• 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二讲（2009-10）。lectures/soros-lecture-pdf-financial-markets.txt。A1。二〇〇八年“方向看对但没有考虑波动率”出自此讲，本章仅作对照引用，完整处理见第十九章。
• 编者注（跨源冲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年份，二〇〇九年讲座与二〇一四年论文作“一九五〇年代末”，二〇一一年卡托演讲作“一九四〇年代末”，两说相差约十年。本书并存记录，正文不采具体年份。
• 编者注（编辑判断）：本章“关于这段自述，本书必须说明的事”整节、“父亲那次越狱按结果算是亏的”一段、以及“他后来所有的批评都不是针对结论，而是针对什么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一句，均为编辑判断，非索罗斯自陈。

本站正文为基于公开材料的独立编辑与研究归纳，不替代原始资料，也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