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用于它自身

这一章处理的是一个前提，不是一个结论。

本书写到这里，他那套东西的部件已经逐个拆过：可错性（第二章）、反身性（第三章）、人的不确定性原理（第五章）、繁荣—萧条序列（第六章）、超级泡沫（第七章）、框架与具体理论的分界（第十章）、交易程序与风险纪律（第十一、十二章）。但有一个部件始终没有被单独拿出来，因为它不在他的清单上。它不是一个概念，是这套东西赖以站住的那块底板。

这一章先把它挖出来，再看它的作者在九十二岁那年对它做了什么。

章题的三层意思

“反身性用于它自身”这句话，在本书里已经用过两次，含义各不相同，这里先分清。

第一层是理论用于理论的传播。上一章处理的就是这一层：一套关于“观念改变现实”的理论，被传播之后改变了它所描述的那个市场，因此耗尽了它给作者带来的优势。他自己在二〇〇九年就把反身性理论列进了“能影响自己所指涉对象”的名单。

第二层是理论用于理论的作者。第二十三章与第二十四章处理的是这一层：一个提出“参与者的看法总是扭曲的”的人，他自己的看法同样扭曲，而且他能从自己的理论里取出工具来保护这些扭曲。

第三层是理论用于理论的前提。这是本章。前两层动的是理论的效用与作者的可靠性，第三层动的是这套理论能不能被使用——它有没有一个外部的裁决者。

三层的严重程度依次上升。第一层失去的是钱，第二层失去的是一次修正，第三层如果成立，失去的是“错”这个字的意义。

那块底板是什么

他的两条核心命题只生产一样东西：偏离。

可错性说，有思考的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完整而且扭曲的。反身性说，这些扭曲的看法会反过来改变它们所指涉的那个情形。两条合起来，得到的是“预期与事态可以持续地、甚至越走越远地背离”。

但一个只会生产背离的系统，既产不出收益，也产不出判断。要让它变成可用的东西，必须再加一条：背离最终会被结清。

这一条他写下来过，位置很不起眼。二〇一四年那篇论文里，他讨论社会理论如何影响客观现实：社会理论同样服务于操纵函数，它们对客观现实的影响从提出者的角度看可能相当令人满意——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直到客观现实重申自己，而结果与预期不再相符。（“at least for a while, until objective reality reasserts itself and the outcome fails to correspond to expectations.”）

这句话在他的论证里是一把刀。他紧接着用它裁了一串名字：一位总统靠断言经济基本面稳固而使衰退变短变浅，但当现实没有兑现承诺时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一位美联储主席用同样的方式行事，只是他那些神谕式的措辞更难被证伪；弗洛伊德与马克思都想为自己的理论争取科学地位；而有效市场假说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例。这些人和这些理论之所以能被裁定，靠的都是同一件事——现实会回来对账。

这块底板在市场那一侧的形态，本书前面已经用过很多次，只是没有点名。

繁荣—萧条序列的下半段就是这句话的市场版本（编辑判断，明示）。泡沫之所以必然破裂，不是因为参与者忽然变聪明，而是因为被信贷改动过的基本面终究要与价格结算。第六章记过他在同一讲里的对称谦抑——他不知道幅度，也不知道时长，甚至说现实中的繁荣—萧条很少精确遵循他的模型。但他从不怀疑结算会发生。幅度和时长是可以让步的，结算不可以。

第十二章那条风险纪律架在同一块底板上：当价格行为与我的预期相矛盾时，我必须重新检验我的假说；如果发现自己被证明错了，我认赔。“发现自己被证明错了”这个动作要成立，必须存在一个不由当事人决定的裁决者。第二十三章把这个裁决者称作“能强制结算的计分器”，并指出在缺少它的题目上，他本人没有完成修正。那一章描述的是装置的缺席，这一章要处理的是装置本身的合法性。

为什么这块底板一直没有被点名

一个自然的疑问：如果它这么要紧，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把它列进自己的概念清单？

本书认为有两个原因，都不是疏忽（编辑判断，明示）。

第一，它不是他的东西，是他继承来的。第二章处理过他与波普尔的关系：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要求一次失败的检验足以推翻一个理论。而这条要求本身就架在同一块底板上——一个观察之所以能反驳一个理论，前提是这个观察不是那个理论生产出来的。这条前提在自然科学里不需要论证，因为研究对象不读论文。索罗斯一生的工作，正是论证这条前提在社会现象里会失效；但他失效论证的落点始终是“暂时失效”，不是“永久取消”。他改造的是结算的时点，没有改造结算本身。

第二，被当作背景的东西不需要辩护。在他全部的论战里，对手从来不是“现实会不会回来”，而是“现实什么时候回来、回来时长什么样”。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与他吵的是市场是否有效，不是账单是否存在。一个从未被攻击过的假设，在文本里不会留下痕迹。这也是本书要专门写一章的理由：他自己动它的那一次，是它在全部语料里唯一一次被提起。

他对这块底板的依赖不只是技术上的

这不是一条纯粹的方法论公设。

第一章记过他一九四四年之后的自述：他乐于直面残酷的现实，被看似无解的问题吸引。第二章记过那句更硬的：在缺乏完美知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信念，而他信奉的是残酷的现实，别人信奉上帝。第九章记过他把这个承诺的来源追到三处——一九四四年的布达佩斯、市场、以及他的基金会。

三处自述在不同年份、不同场合，指向同一件事。“现实会回来”在他那里同时是方法论的公设和个人的信仰。这两重身份合在一起，才使下一节那段话有分量：一个把这句话当作信仰的人，不会为了修辞而说它可能不成立。

一个提前十几年的警告，以及它的限度

底板并不是二〇二三年才第一次被碰。

二〇〇九年中欧大学第三讲里，他在处理波普尔那条隐藏假设时（第九章的主题），顺手写下一句更具体的观察：

在操纵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恪守真相已经成了一种不利条件。（“in the political battle to manipulate reality, a commitment to abide by the truth has become a handicap.”）

该句之后他举了一个具体的政治例子。按本部纪律，本书不引用、不复述、也不评价那个例子，只取这句一般命题。

二〇一一年那篇《我的慈善》里，他把同一件事写成两条并列的趋势：一是不愿直面残酷的现实，二是欺骗技术的精进。他把这个诊断用在一个具体国家身上，本书同样只记录诊断的结构，不记录、不评价那项具体指控。

这两处说明，早在二〇二三年之前十几年，他已经登记了一个方向：现实的裁决权正在被削弱。

但要看清它的限度，否则这一章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叙事。那时他说的是操纵，而操纵在他的框架里是合法公民。操纵函数是这套理论的一半，它本来就要改变现实；被改动过的现实仍然是现实，仍然会在某个时点回来对账。第八章那条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判词就是这么下的——它统治了这个领域很久，直到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造成大量破坏。延迟很长，但结算发生了。

所以这两处警告没有动摇底板。它们做的只是把结算的时钟往后拨。

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

语料里时间最晚的一件材料，是他这一年六月发表的一篇长文，题目带问号：《民主能在多重危机中存活吗》。他生于一九三〇年八月，此时九十二岁。

文章开头把当时的多重危机排了三个来源，人工智能被排在第一位，气候变化第二，第三项涉及一场进行中的战争。这个排序本身值得记一句：他把它排在气候之前。

人工智能那一节里，他先交代自己的位置：

我成长于人工智能被发明之前。那使我成了一个坚定的现实信奉者。（“I grew up before AI was invented. That made me a great believer in reality.”）

他说自己在相当早的年纪就意识到理解这个世界有多难，于是转向现实，让现实为自己提供道德指引。接着他复述了那个双重身份——人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作为参与者我们想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世界，作为观察者我们想理解现实本来的样子；这两个目标互相干扰。然后是一句在全部语料里只出现过这一次的话：

我把这看作一项重要的洞见，它使我能够区分对与错。（“I regard this as an important insight which allows m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这一句要停一下。第三章与第五章处理过双函数结构在认识论上的作用——它解释了不确定性从哪里来。这里他给了它第三种作用：道德判断的依据。这不是他惯常的用法。第九章记过他对进入价值领域的谨慎，他在那里明说加上真理追求这一条就“进入了价值的领域”，而在价值领域不确定性更大。（编辑判断：这一句可能是一次晚年的重新表述，也可能是他一直如此使用而只写下过这一次；语料不足以断定，本书不作推测。）

紧接着是那一句：

人工智能摧毁了这个简单的图式，因为它与现实毫无关系。（“AI destroyed this simple schema because it has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reality.”）

他给的理由是：人工智能创造它自己的现实，而当那个人造现实与真实世界不符时——这经常发生——它就被当作“幻觉”打发掉。第二十三章为了排除“晚年不再修正”这一解释，已经引过后半句；本章处理的是前半句。

他到底撤回了什么

这一步必须精确，否则整章会被读成“他晚年推翻了自己”。他没有。

他没有撤回可错性。一台机器的存在，不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天然不完整”这条命题。

他没有撤回反身性。恰恰相反。一个能大规模生产内容、并且据此改变人们看法的东西，是操纵函数的极端形态，完全落在他的理论内部。第二十三章正是从这个角度解释他那次拒绝修正的：一场信息战是操纵函数最标准的形态。

他动的是第三样东西——那个使前两样可以被使用的裁决程序。

他的说法不是“现实不存在”。他的说法是：存在一类东西，它与现实无关；而它的输出与现实不符时，这种不符被归类为它自身的一种故障。“幻觉”这个词在他的引述里承担的正是这个功能——它把“与现实不符”从一次证伪，降格为一件次品。

这才是他指出的那一步（编辑判断，明示）。在他的框架里，“与现实不符”是全部纪律的落点：它触发重检假说，触发认赔，触发泡沫破裂，触发一切他称之为结算的东西。而“幻觉”这个说法把同一个事件重新分类成一次可以容忍的产品缺陷。如果不符现实不再构成反驳，那么第十二章那条纪律的触发器就失灵了——不是纪律被推翻，是它没有东西可以扣动。

九年之前，同一个东西在另一个位置上

这段材料能被读得更准，是因为语料里恰好有一个九年前的坐标。

二〇一四年那篇论文里有一节题为《物理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个光谱》。第二十五章处理过这一节的用途——它是那次藏在注释里的自我撤回所依托的正文。这里只取其中一句。

他在那一节里追问自己划界标准的边缘：他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定在有没有“有自己意志的、思考着的参与者”，那么什么才算一个思考着的参与者？

人们可以合理地追问，一只黑猩猩、一只海豚，或者一个计算机化的股票交易程序，是不是一个思考着的参与者。（“One might reasonably ask whether a chimpanzee, a dolphin, or a computerized stock-trading program is a thinking participant.”）

他随后写道，在某些领域，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可能压倒人的想象力；自动交易系统当时看起来正在跑赢由人管理的对冲基金。然后他用语言、情感与文化把裂缝合上，指出人的主观现实远比任何其他造物丰富复杂。

请注意这台机器在二〇一四年被放在哪里：光谱之上，作为一个可能的参与者。如果它是参与者，它就在反身性的管辖范围之内——它的看法会扭曲，它的行动会改变基本面，而它同样要面对结算。这套东西完全兜得住它。

二〇二三年，同一类东西被放到了光谱之外。“与现实毫无关系”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它是一个坏的参与者，而是它不在这个坐标系里。

九年之间，机器从“另一种参与者”变成了“不与现实打交道的东西”。这个位置变化，本书认为是理解那句宣告的关键（编辑判断，明示）。他这一次的判断，形式上不是“我的理论错了”，而是“出现了一样我的理论管不着的东西”。这两种说法在后果上非常不同：前者可以靠修改理论解决，后者只能靠缩小理论的适用范围解决——而他没有做后一件事。

三条必须并置的限定

不回护，也不夸大。

第一，他的技术判断可能是错的，本书不评价。“人工智能与现实毫无关系”是一句很强的概括。“幻觉”在从业者那里是一个描述性术语，用来指一类特定的输出错误，它是不是一道豁免令，是一个技术与语言学的问题。本书不进入这个争论，也不为他的用法背书。本章处理的是他用这个判断对自己的框架做了什么，不是这个判断本身对不对。第二十三章用过同一条分工。

第二，他没有给出替代方案。同一段之后，他说自己因此几乎本能地反对它，并且完全同意专家们关于必须加以监管的主张；随后他说全球性的监管难以实现，理由涉及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冲突——那部分是具体的制度比较，按本部纪律不进入本书。

要记的是这个顺序：他宣布了一个前提可能不成立，然后转向了政策。他没有回头去改框架。没有一段修订，没有一条新的公设，没有对“那么什么东西还能充当裁决者”这个问题的回答。修订被宣布了，没有被执行。这是本书对这份材料最重要的一条记录。

第三，语料到此为止。这篇文章是全部二百五十件材料里时间最晚的一件。本书因此无法判断这是一次深思熟虑的修订，还是一次即席的强表述。没有下一篇文章可以用来核对。第二十二章那三次修正之所以能被认定为修正，靠的都是“另一篇文章”；这一次没有另一篇。

同一篇文章内部的一处不一致

该文第三节回到那场进行中的战争，他在那里重述了一项相当自信的预测。第二十三章已经完整处理过这条预测线索及其后续，本书按纪律不评价战争本身，也不重复那一章的分析。

这里只记一件与本章有关的事：在同一篇文章里，他一边宣布那个用来裁决对错的锚可能不牢，一边继续作出需要那个锚来裁决的确定性预测。

这不构成对他的指控。两件事写在不同的节里，他没有义务把它们联系起来；这类不一致在任何长文里都常见。本书记下它，只是因为它把上一节那条判断的后果显示了出来：当结算装置的合法性被削弱时，最先松动的不是理论，是纪律。理论可以在一篇文章里存活很久而不受影响，纪律则要求每一次下判断时都执行一遍，因此它更早暴露。（编辑判断，明示。）

这一章为什么放在书的这个位置

本书的书名是“可错性的实践”。

可错性作为一种态度不难，谁都可以说自己可能错。它作为一种实践之所以难，是因为它要求一个外部的裁决者——一个不由当事人决定何时开口的东西。第二十二章那三次修正都有这样的裁决者：指数、汇率、请愿人数、欧元还在不在。第二十三章那一次失效，缺的正是这个裁决者。

而这一章处理的，是同一个人在他最后一篇文章里说：那个裁决者可能不再可靠。

这不是反转，也不是悲剧结尾。它是一条本来就写在他自己框架里的推论走到了尽头。他一生的工作建立在一个不对称上：认知可以被操纵，而现实终会回来。前半句是他的理论，后半句是他的保险。如果操纵的那一侧获得了一种不需要与现实对账的生产能力，这个不对称就不再自动成立。

他有没有资格下这个判断，本书不置评。他下了这个判断之后没有再往下走，则是可核验的事实。

一个与他无关的问题

最后把这一章的内容抽干净，只留下一道可以自己用的题。

我用来判定自己错没错的那个东西，是我自己能改的吗？

如果是，那么“我会认错”这句话不构成任何保证。它至多是一个意愿声明，而意愿在需要它的时候恰好最不可靠——一个人越是在某个判断上投入得深，越有能力为它找到不算数的理由。第二十三章那一章写的就是这个过程，而写下它的人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本人。

索罗斯一生的答案是“不是我能改的”。现实不归他管，这正是他敢把全部纪律架在上面的原因。他从匈牙利、从市场、从基金会三处得到的是同一条经验：你可以骗过所有人一段时间，你骗不过账单。

二〇二三年六月，他给这个答案加了一个条件：它的成立，取决于人们打交道的那个东西是否仍然与现实相连。

他没有说这个条件已经不成立。他说的是他不再确定它成立。

一个把“直面残酷的现实”当作一生信条的人，在九十二岁那年提出：现实这一侧的地基，可能不像他一直以为的那样牢。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它是否正确——本书已经声明不评价它的技术内容——而在于说它的人是谁，以及他为此付出了什么：他把自己全部纪律所依赖的那个东西，公开地列为可疑。至于列完之后该怎么办，他没有写，也没有时间再写。

这是本书能从这份材料里读出的全部，也是本书对他最后一篇公开文章能作的全部处理。

本章依据

• A1｜文章（本章主文本）：《民主能在多重危机中存活吗》，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essays/soros-2023-06-06-can-democracy-survive-the-polycrisis.txt）。多重危机三个来源的排序（人工智能第一、气候第二）、“我成长于人工智能被发明之前。那使我成了一个坚定的现实信奉者”、转向现实寻求道德指引、参与者与观察者双重身份及两个目标互相干扰、“我把这看作一项重要的洞见，它使我能够区分对与错”、“人工智能摧毁了这个简单的图式，因为它与现实毫无关系”、“它创造它自己的现实……被当作幻觉打发掉”、以及其后“几乎本能地反对”与主张监管、随后转向全球监管难以实现的一段，均出自此篇。该文是全部语料中时间最晚的一件（语料终点为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本章据此明示“没有下一篇文章可以用来核对”。
• A1｜论文（本章判据文本）：《可错性、反身性与人的不确定性原理》，《经济方法论杂志》，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essays/soros-2014-01-13-...）。“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直到客观现实重申自己，而结果与预期不再相符”及其后的一串裁定（总统、美联储主席、弗洛伊德、马克思、有效市场假说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出自此篇同一段。风险纪律原句（价格矛盾时重检假说、错了认赔）亦出自此篇，本章按第十二章已确立的译法引用。
• A1｜讲座：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三讲（二〇〇九年十月）（lectures/soros-lecture-pdf-open-society.txt）。“在操纵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恪守真相已经成了一种不利条件”出自此篇。编者注：该句之后为一段针对某国某届政府的具体指控，按本部政治中立纪律，本书不引用、不复述、不评价，只取该句的一般命题部分。同篇“我恰好信奉残酷的现实，别人信奉上帝”已在第二章、第九章使用，本章只作交叉引述。
• A1｜文章：《我的慈善》，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essays/soros-2011-06-22-my-philanthropy.txt）。“不愿直面残酷的现实”与“欺骗技术的精进”两条趋势的并置出自此篇。编者注：原文将这一诊断用于一个具体国家，本书只记录诊断的结构，不记录、不评价该项具体指控。同篇“我乐于直面残酷的现实”已在第一章使用，本章只作交叉引述。
• A1｜论文同篇《物理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个光谱》一节：essays/soros-2014-01-13-...。“人们可以合理地追问，一只黑猩猩、一只海豚，或者一个计算机化的股票交易程序，是不是一个思考着的参与者”、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可能压倒人的想象力、自动交易系统当时看来正在跑赢由人管理的对冲基金、以及以语言／情感／文化合上裂缝的一段，均出自该节。该节的完整处理与其后记中的自我撤回见第二十五章；本章只使用其中的“位置”信息，不重复第二十五章的论证。
• A1｜讲座：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一讲（二〇〇九年十月）（lectures/soros-lecture-pdf-human-uncertainty-principle.txt）。反身性理论被他本人列入“能影响自己所指涉对象”的名单，见第三章与第二十七章，本章只作交叉引述。
• A1｜讲座：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二讲（二〇〇九年十月）（lectures/soros-lecture-pdf-financial-markets.txt）。繁荣—萧条序列与其对称谦抑（“现实中的繁荣—萧条很少精确遵循我的模型”等三句）见第六章，本章只作交叉引述，不重复引语。
• A1｜专栏：《更新我在慕尼黑的预测》，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columns/soros-2023-03-16-updating-my-munich-predictions.txt）。本章不引用该篇，只交叉引述第二十三章对该篇的处理。六月那篇第三节重述的预测，本章只作结构性记录，不复述其内容，不评价战争进程与任何一方。
• 政治中立纪律的执行：本章涉及政治与国别的材料共三处（二〇〇九年第三讲那句之后的例子、二〇一一年那篇的国别诊断、二〇二三年那篇第三节与全球监管一段）。三处一律只取其一般命题或结构，不复述具体指控，不作制度比较，不选边，不判断真伪。本章不评价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也不评价“幻觉”这一术语的用法是否准确。
• 编者判断（明示）：本章九处为本书判断——其一，章题三层含义的划分（理论用于传播／用于作者／用于前提）及其严重程度排序；其二，“客观现实终会重申自己”是他整套框架的底板，而繁荣—萧条序列的下半段是这句话的市场版本；其三，这块底板一直未被点名的两条原因（它继承自波普尔的证伪要求；它从未被对手攻击过，因而不在文本中留下痕迹）；其四，二〇〇九与二〇一一那两处警告没有动摇底板，因为操纵在他的框架内是合法机制，被操纵的现实仍会结算，两处只是把结算的时钟往后拨；其五，他撤回的既不是可错性也不是反身性，而是使两者可用的裁决程序，其机制是“幻觉”这一分类把“与现实不符”从证伪降格为次品；其六，同一台机器在二〇一四年被放在光谱之上、在二〇二三年被放到光谱之外，这个位置变化是理解那句宣告的关键，且“出现了我的理论管不着的东西”与“我的理论错了”在后果上不同；其七，“修订被宣布了，没有被执行”；其八，“当结算装置的合法性被削弱时，最先松动的不是理论，是纪律”，以及由此对同一篇文章内部不一致的解释；其九，末节那道自检（“我用来判定自己错没错的那个东西，是我自己能改的吗”）。索罗斯本人未作过其中任何一条论述。
• 与其他章的分工：可错性见第二章；双函数与反身性见第三章；人的不确定性原理见第五章；繁荣—萧条序列及其对称谦抑见第六章；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结算见第八章；进入价值领域的代价见第九章；风险纪律与认赔见第十二章；三次成功的修正见第二十二章；缺少强制结算装置时的失效见第二十三章；理论传播如何耗尽优势见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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