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亚洲危机与他自认的误判

前两章处理的是两笔交易。这一章处理的是一次判断，而且是一次他自己后来公开撤回的判断。

差别不只是题材。翻遍二百五十件语料，关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没有留下任何一句关于自己仓位的自述——没有货币，没有方向，没有规模，没有时点。他在那一年最著名的一件事，是被一位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公开点名指控攻击其货币；而在本书所依据的全部英文材料里，找不到他对这项指控的任何一句回应，也找不到“林吉特”或“泰铢”这两个词。

所以这一章从一开始就得改变提问方式。它问的不是“他怎么交易的”，而是“他当时公开写下了什么判断，这些判断后来怎么样了，以及他自己如何处理其中错的那部分”。

按本书的证据纪律，这是唯一可做的处理。任何一份声称重建了他一九九七年亚洲仓位的叙述，材料都不出自他本人；本书不引用，也不把它们当作背景。

两句认错，是两个不同的错

先把结论摆在前面，因为它是这一章唯一确凿的东西。

二〇一〇年，索罗斯在两个不同场合、用两种不同措辞，承认自己在一九九七年判断错了。

第一句出现在四月九日的一次演讲里：

举个例子：我曾预测一九九七年的新兴市场危机将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我错了。（I predicted that the emerging market crisis of 1997 would lead to a collapse of global capitalism and I was wrong.）

第二句出现在六月十日：

举个例子：我以为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新兴市场危机将构成超级泡沫的临界点，但我错了。当局设法救下了这个体系，超级泡沫继续生长。这使得最终在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到来的崩溃更具毁灭性。

同一段话，他在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二讲里已经讲过一遍，措辞几乎一致，只是把“临界点”换成了“转折点”。

请注意，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错误，而它们经常被合成一个。

第一个错误是关于世界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会崩溃。这是一个关于结果的断言。

第二个错误是关于他自己的模型的：这场危机是超级泡沫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关于位置的断言——它说的不是世界会怎样，而是“我们此刻处在我那条长曲线的哪一段”。

第七章讲过超级泡沫的结构：一条从一九八〇年前后开始的信贷与杠杆长趋势，加上一个“市场可以安全地听任自便”的误解。这个假说的要害在于，沿途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对那个误解的一次检验，而每一次当局出手救助，检验就以“成功”告终，误解与趋势因此被同时强化。一九九七年，他判定这一次的检验会失败。

结果是它成功了。而按他自己的表述，正是这次成功让最后那次破裂更狠。

第二个错误因此比第一个更值得写。它不是一次寻常的看错方向，它是模型使用者对模型自身状态的误读。

一九九七年他到底写了什么

按案例纪律，接下来只用一九九七年当年发表的文本，不引入此后的任何信息。

这一部分的材料只有两份，但两份都是同期的、有日期的、他本人署名的，属于本书最硬的一类证据。

第一份是十二月二日发表的长文《走向全球开放社会》。此时危机已经进行了约五个月：泰铢在七月脱钩，秋天里传染依次扩散，韩国在十一月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项时间坐标为公开史实，非本书语料内容，编者补注，用于确定文本的位置。）他在文中列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五项缺陷，其中第二项是本章要用的：金融市场天生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尤甚；繁荣期资本从中心流向外围，信心一动摇就流回源头。

同一篇里有一句关于当下的直接判断：

亚洲市场近来的动荡提出了一些关于货币钉住、资产泡沫、银行监管不足与金融信息缺失的难题，这些难题不能被忽视。市场不能被放任去自行纠正它们的错误，因为它们很可能反应过度，而且行为不分青红皂白。（Markets cannot be left to correct their own mistakes, because they are likely to overreact and behave in an indiscriminate fashion.）

“不分青红皂白”这个词值得停一下。它说的不是市场会跌，是市场会不加区分地跌——把基本面不同的国家按同一个折扣打包处理。这是一条关于传染机制的判断，而不是一条关于价格水平的判断。

同一节里还有一句更值得留意的话，因为它是他极少数把自己的判断写成可被证伪形式的句子之一：

我见过许多次涨落、繁荣与萧条，我也充分承认国际资本市场的机构化程度提高了、抵抗力更强了；但在历史证明我错之前，我无法相信眼下这场繁荣不会以一场萧条收场。（…I can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ent boom will not be followed by a bust until history proves me wrong.）

这个句子的结构很特别。它没有说“萧条会来”，它说的是“在被证伪之前，我不能相信它不会来”。举证责任被明确交给了历史，而不是留给他自己。

第十一章讲过他那套程序的第一步是提出猜想，第二步是把猜想暴露于反驳。这句话是那个动作的书面形式：一个判断被说出的同时，被说明了它会在什么条件下作废。

把它与本章开头那两句认错并排看，可以看清一件事——一九九七年他确实按自己的规矩下了注，并且在十三年后按同一套规矩认了输。中间出问题的不是规矩，是他在规矩允许的空间之外多说了几句话。那几句话是下一节的内容。

第二份是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专栏《避免一场崩溃》。这篇比前一篇急迫得多，开头第一句就是：

国际金融体系正在遭受一场系统性崩溃，而我们不愿承认它。

紧接着是本章最重要的一句同期自白：

东南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触发了一个瓦解过程，其程度超出了所有人最坏的预期，包括我自己的。（…has exceeded everyone’s worst fears, including my own.）

这句话写在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不是二〇一〇年的回望。它确认了一件事：一九九七年底的索罗斯，知道自己已经被这场危机的规模超出。

他随后给出了机制描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一旦它逆转，它可能在相反方向上自我强化；麻烦在于这个过程仍在远离均衡，无法判断它会走多远。

然后是那个越界的判断：我们正处在全球性通缩的边缘。

这一句是他从“机制”跨到“结果”的地方。前面几句都在说不可预测，这一句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全球尺度的结果。二〇一〇年他撤回的那个更大版本——全球资本主义崩溃——的雏形就在这里。

同一篇里还有三件容易被略过的事

《避免一场崩溃》全文不长，但它包含三处与他公众形象相反的内容，本书认为必须一并记录，否则这一章会失衡。

第一处，他公开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利率药方辩护，反驳的是当时批评最猛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的理由是：高利率是防止货币自由落体所必需的；鉴于基金组织运作的约束条件，很难看出高利率如何能被避免。一个以攻击正统著称的人，在这一处站在了正统一边。

第二处，他给出了一份被他判定为“可能还有的靴子”的清单，第一个名字是中国。同一段里他说，眼下看起来很糟的日本，其实有解决自己问题的本钱。

第三处，他提出了一个制度方案：设立国际信贷保险公司，作为基金组织的姊妹机构，以适度费率为国际贷款提供担保；借款国须申报全部公私借款，机构据此设定愿意承保的上限——“超过这个额度，债权人就得当心”。资本由特别提款权构成。

第三处对本章的意义不在方案本身，在方案的前提。他写道：这类机构只能在国际放贷陷入崩溃的时候才建得起来，而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他那个“全球性通缩”“系统性崩溃”的判断，同时是一份制度提案的政治窗口条件。

本书在这里给出一条编辑判断，并明示其为判断：一个既是诊断者又是提案人的人，其诊断的紧迫程度与其提案的可行性之间存在结构性关联。这不构成对他动机的指控——第十四章已经说明本书不推断此类因果——但它是读这一段文本时必须放在旁边的一个条件。

市场当时相信什么

案例纪律要求写清另一件事：在他作出这些判断的时刻，共识是什么。

这一节的材料同样来自那两篇同期文本，因为他在里面明确写出了自己在反对谁。

第一层共识是关于制度的。冷战结束近八年，一套“市场自行运转最好”的政策主张处在它影响力的顶点。他在一九九七年年初那篇《资本主义的威胁》里就把靶子立了出来：开放社会的头号敌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他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东西。第八章处理过这场正面交锋的完整内容，这里只取它在一九九七年的时间位置——他是在这套主张最被相信的时候提出反对的，而不是在它破产之后。

第二层共识是关于亚洲的。当时流行的解释是，东亚的高增长来自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的成绩足以证明它的正当性。他在十二月那篇文章里给出的是一条结构性的、而非文化性的读法：在本地资本匮乏的国家，国家与本地商业利益结盟、帮助其积累资本，这一策略在日本、韩国和“如今受伤的东南亚诸虎”身上都奏效过。他随即指出这个模式提出的问题——威权政体确实更利于资本的快速积累，繁荣国家也确实更利于民主制度发育，因此可以设想一条从威权加积累走向繁荣加民主的路径；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变远未有保证，掌权者会死死抓住权力。

按本书的政治纪律，这里只记录他的主张与理由，不评价其立场。需要标出的只有一点，因为它与本章的判断质量有关：他没有把亚洲危机读成“某种模式的破产”，他读成了一个金融结构问题——货币钉住、资产泡沫、监管不足、信息缺失。这四项后来成了标准检讨条目，而“模式破产”这一说法没有留下来。

第三层共识是关于市场自我纠错的。这是他直接反对的那一条，也是他在两篇文章里都写了的那一条。他的立场很清楚：市场会反应过度，会不分青红皂白，因此不能被放任自行纠错。

于是他所看到的背离可以被精确描述：不是“亚洲会出事”——到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事已经是既成事实，没有人需要预测它；他的判断是“这次出事不会被市场自己收拾干净，而当局的处置能力也不足以收拾干净”。前半句成立了，后半句没有。

哪些对了

按案例纪律，成功与失败用同一把尺子。先列对的。

第一，传染的不分青红皂白。一九九八年八月俄罗斯内债违约之后，卖压确实扩散到与俄罗斯基本面无关的市场。他在十二个月前用的那个词，精确描述了后来发生的事。

第二，一九八二年与一九九七年的机制差别。他在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五讲里给出了这条对照：一九八二年拉美危机时，银行是为自己的账户放贷的，因此可以被劝说集体行动、追加新信贷；到一九九七年，银行已经学会把贷款证券化，因此无法被逼进一个集体放贷体系，大部分损失只能由债务国承担。他随即给出那句总结：

这确立了模式：债务国承受严酷的市场纪律，而当体系本身陷入危险时，正常规则就被暂停。

这一条不是预测，是结构诊断。它在一九九七年成立，在二〇〇八年再次成立，而且他在二〇〇八年十月自己把它用了一遍——中心区为保住自己的银行体系提供全面担保，结果资本从外围逃向中心，外围给不出同样可信的担保。

第三，他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列的那份亚洲问题清单——货币钉住、资产泡沫、银行监管不足、金融信息缺失——四项后来都成了各国事后检讨的标准条目。

哪些错了

第一，全球资本主义没有崩溃。他本人在二〇一三年一次访谈里给了一个平静的确认：到目前为止，全球资本主义在艰难地存续；他不认为有可行的替代物，但它确实需要更好的制度。

第二，全球性通缩没有到来。

第三，中国这只靴子没有掉。

第四，也是最要紧的一条：这不是超级泡沫的转折点。

四条里，前三条是寻常的看错。第四条不是。

一个他自己的理论已经预告了的错误

这一节是本章的中心，也是它与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的分工所在。

他的模型对“检验会不会成功”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无法预测。这不是本书的转述，是他自己的原话。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二讲里，他在讲完危机清单之后紧接着说，这是他繁荣—萧条模型的一个特征——它无法预测一次检验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对普通泡沫和超级泡沫都成立。然后才是那句认错。

请把这两句话的顺序看清楚。他先声明模型不能预测检验的成败，再举出自己违反这条声明的一个例子。声明与例子出自同一段。

于是一九九七年这次误判的性质就清楚了。它不是模型算错了，是他在模型明确表示“这里没有答案”的地方给出了答案。

第十五章的一九八七年是同一类事情的更早一例：他后来给自己划的那条“识别趋势的改变而不指明其发生的时点”的限制，恰恰被一九八七年那篇文章的标题和正文全面违反。本章要补的是另一半——不只是时点不可预测，检验的成败同样不可预测；而这一条限制被违反的次数，比时点那一条更多。

本书由此给出一条编辑判断：他的框架里有两处“此处无解”的声明，一处关于时点，一处关于检验成败；他一生中最大的几次公开误判，全部落在这两处声明覆盖的区域内。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框架失效——恰恰相反，是框架正确地标出了自己的盲区，而使用者在盲区里说了话。

谁让那次检验成功了

还有一个具体问题需要回答：一九九七年的检验为什么成功了？

他给的答案只有一句：当局设法救下了这个体系。

这句话在他的理论里分量很重，因为它同时是超级泡沫机制的核心。第七章已经写过那条因果链：每一次危机被救下，救助本身就成了对“市场可以安全地听任自便”这一误解的确证——虽然真正救下体系的正是当局的干预，而不是市场的自我纠错。他的原话是：这些危机充当了一个错误信念的成功检验，因而把超级泡沫吹得更大。

这条链有一个不太舒服的推论，他自己写了出来：他在一九九七年的错误，不是与超级泡沫假说无关的一次外部失手，而是那个假说所描述的过程的一部分。超级泡沫之所以能继续生长，正是因为像他这样预告破裂的人被反复证伪。

也就是说，一九九七年他判断错了这件事本身，是他自己那个理论的一个数据点。

一次误判的复利

他给这次错误算过账，而且是自己算的：这使得最终在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到来的崩溃更具毁灭性。

这句话值得单独提出来，因为它改变了“错了”这个词的含义。

一次预测提前十年落空，通常被算作一次失败。而按他的机制描述，落空的方式很特殊：他喊了破裂，破裂没来，当局把体系救了下来，而救下来的过程往体系里又加了一轮杠杆。十年后破裂真的来了，规模比一九九七年那次大得多。

一个把危机看成周期节点的人会说他早了十年。一个按他的机制读的人会说：他不只是早了，他所警告的那个东西，因为没有在一九九七年发生，变得更严重了。

这两种读法都不能被材料判定为唯一正确的。本书记录他自己选了后一种，而且是在他终于喊对之后才说出来的。

第二次“狼来了”

一九九八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书。本书按版权边界只作书目定位，不转引其内容。

它在本章的位置，由他自己二〇〇八年的一句自评确定：

我喊过三次狼来了：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的《金融炼金术》，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第三次是现在。只有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三次里的第二次，就是本章处理的这次误判。

这句自评有一个技术性的位置，容易被当成俏皮话读过去。它出现在一段认识论声明的正后方——他刚刚写完“这套对当前局势的解读并不必然从我的繁荣—萧条模型推出；如果当局成功遏制了次贷危机（他们当时以为可以），这将被视为又一次成功的检验，而不是反转点”。

也就是说，二〇〇八年他在宣告狼来了的同时，明确保留了自己可能又一次说错的可能性，并且指名道姓地援引了一九九七年那次作为前科。

第二章讲可错性作为一种实践时说过，可错性不是谦虚的姿态，是把自己的判断放在一个可以被推翻的位置上。这一句是那条命题在最高压力下的一次实地执行：他在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公开判断里，主动附上了自己两次失败的记录。

一处必须留白

本章还有一件事要写清楚，因为它是这一案在中文世界流传最广的部分。

一九九七年，马来西亚时任领导人公开指控索罗斯攻击林吉特。在本书所依据的全部二百五十件语料中，索罗斯对这项指控没有留下任何一句回应；他也从未提及自己在一九九七年持有过任何亚洲货币的头寸，无论多空。

这个空白必须被如实呈现，不能用别处的材料填补。

可以并置的只有一件事，而且它属于另一个题目。他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那篇文章里，正面处理了当时流行的“亚洲价值观”论——他的回应是：价值观当然不同，全球社会的特征就是多样；但可错性是普世的人类境况，一旦承认它，我们就有了开放社会的共同地基。他随后补了一句：西方民主不是开放社会唯一可能的形式。

按本书的政治纪律，这里只记录他的主张与理由，不作评价，也不把它与那项指控挂钩。两者在时间上相邻，在文本上没有连接。

结果

以下为事后复盘，与上文严格分开。

一九九八年八月，俄罗斯内债违约。同年，一家名为长期资本管理的对冲基金崩塌——这一件他自己后来写过，而且写在同一份清单里：每当一场危机危及美国的繁荣，当局就出手干预，为失败的机构找到合并的办法，并在经济活动的速度受到威胁时提供货币与财政刺激。他把一九八〇年代末的储贷危机与一九九八年那次并列，作为“事实上充当了成功检验”的例子。

也就是说，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这一整段，在他自己的账本里被记成了同一件事：又一次被救下的危机，又一次被强化的误解。

全球资本主义没有崩溃，全球性通缩没有出现，中国没有贬值。

而超级泡沫继续生长了整整十年。二〇〇七年，他把转折点定在那一年；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五日，他把高潮定在那一天。

这一案在他一生中的位置

把第十五章、第十六章、本章放在一起，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形状。

一九八七年：结构诊断成立，时点错，地点也错，他自己承认那是一次昂贵的错误。

一九九二年：结构诊断成立，时点对，赔率结构不对称，成功。

一九九七年：结构诊断的一部分成立（传染机制、体系缺陷、证券化改变了处置方式），而关于“这次会不会是转折点”的判断错，并且错得代价深远。

三个案例共用一套方法，结果各不相同。差别不在方法的质量，在被判断对象的性质：一九九二年那次，他要判断的是一家央行在特定约束下会不会继续掏钱，这是一个可以在几周内被证实或证伪的问题；一九九七年那次，他要判断的是一个全球体系会不会在一次冲击下反转，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几十个当局此后若干年的选择。

第二十一章会把这条线索延长到二〇一六年，用二十年的记录说明同一件事：他的结构诊断的命中率，与他的时点和转折点判断的命中率，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本章只标记它第二次清晰出现的位置。

下一章处理同一年的另一件事。那件事里他有仓位，金额是他一生中单笔最大的一次，而失败的原因，被他自己在十七年后写成了一条方法论限制。

本章依据

• A1｜文章（本章同期主文本之一）：《走向全球开放社会》，1997-12-02（essays/soros-1997-12-02）。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五项缺陷、“在历史证明我错之前，我无法相信眼下这场繁荣不会以一场萧条收场”“亚洲市场近来的动荡提出了关于货币钉住、资产泡沫、银行监管不足与金融信息缺失的难题”“市场不能被放任去自行纠正它们的错误，因为它们很可能反应过度，而且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国家与本地商业利益结盟的发展模式分析及“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变远未有保证”、以及对“亚洲价值观”论的回应（可错性作为普世人类境况、西方民主不是开放社会唯一形式），均出自此篇。
• A1｜专栏（本章同期主文本之二）：《避免一场崩溃》，1997-12-31（columns/soros-1997-12-31）。“国际金融体系正在遭受一场系统性崩溃”“超出了所有人最坏的预期，包括我自己的”“我们正处在全球性通缩的边缘”、自我强化过程的机制描述、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利率药方的辩护（针对萨克斯的批评）、“还有别的靴子可能会掉，尤其是中国”、日本“有解决自己问题的本钱”、以及国际信贷保险公司方案与“超过这个额度，债权人就得当心”，均出自此篇。
• A1｜文章：《资本主义的威胁》，1997-02-01（essays/soros-1997-02-01），本章仅取其发表时间与“开放社会的头号敌人已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立场位置，用于确定他提出反对时的时间坐标；该篇的完整处理见第八章。
• A1｜演讲：《危机解剖》，2010-04-09（speeches/soros-2010-04-09），“我曾预测一九九七年的新兴市场危机将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我错了”出自此篇；国际金融协会春季会员大会演讲，2010-06-10（speeches/soros-2010-06-10），“我以为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新兴市场危机将构成超级泡沫的临界点，但我错了……这使得最终在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到来的崩溃更具毁灭性”出自此篇。
• A1｜讲座：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二讲（2009-10）（lectures/soros-lecture-pdf-financial-markets.txt）。“我的繁荣—萧条模型无法预测一次检验是成功还是失败”与紧接其后的同一句认错（措辞作“转折点”）、危机清单、“这些危机充当了一个错误信念的成功检验，因而把超级泡沫吹得更大”，均出自此篇。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五讲（lectures/soros-lecture-transcript-the-way-ahead.txt），一九八二年与一九九七年处置方式的对照及“债务国承受严酷的市场纪律，而当体系本身陷入危险时，正常规则就被暂停”出自此篇。
• A1｜文章／证词：《危机：该怎么办》，2008-11-06（essays/soros-2008-11-06）与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书面陈述，2008-11-13（testimony/soros-prepared-statement-house-oversight-2008-11-13.txt，与前者同源）。“三次狼来了”及其紧邻的认识论保留出自此二篇。
• A1｜专栏：《美国必须领导对新兴经济体的救援》，2008-10-28（columns/soros-2008-10-28），中心保全自身导致外围失血的机制出自此篇，本章用作一九九七年结构诊断的再次成立。《危机：该怎么办》，2008-11-06 中把储贷危机与“一九九八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塌”并列为“事实上充当了成功检验”的例子，本章“结果”一节据此写入。
• 编者补注（公开史实）：一九九七年泰铢脱钩、秋季传染扩散、韩国十一月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语料之外的公开史实，本书仅用于确定同期文本的时间位置，不引申任何数据。
• B1｜访谈：《欧洲可抵抗的衰落》，2013-05-14（interviews/soros-2013-05-14），“到目前为止，全球资本主义在艰难地存续”出自此篇。
• 证据缺口声明（本章的核心限定）：全部二百五十件语料中，没有任何一处索罗斯本人关于一九九七年亚洲货币头寸的陈述，也没有任何一处对马来西亚方面指控的回应；“林吉特”“泰铢”在语料中不出现于任何与其操作相关的语境。本书据此不叙述、不推测其一九九七年的任何交易，亦不采信第三方关于该等交易的陈述。
• 版权边界：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只作书目定位，不转引其内容；相关论断全部取自他此后在演讲、讲座、文章中的公开复述。
• 编者判断（明示）：本章三处为本书判断——其一，二〇一〇年那两句认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错误（关于世界的结果判断，与关于自身模型所处位置的判断），须分开处理；其二，他的框架有两处明示的“此处无解”区域（趋势改变的时点、检验的成败），其一生最大的几次公开误判全部落在这两处区域内；其三，一个同时是诊断者与制度提案人的人，其诊断的紧迫程度与提案的政治窗口之间存在结构性关联——此项只作条件记录，不推断动机。
• 纪律说明：本章涉及的“亚洲价值观”之争与马来西亚方面的指控，本书只作事实记录，不评价其政治立场，不把两者作因果连接。
• 案例纪律说明：本章“一九九七年他到底写了什么”及其后两节只使用 1997 年当年发表的文本；“结果”一节明确标注为事后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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