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不确定性原理

前面两章分别处理了他的两块地基。可错性（fallibility）说的是，在有思考参与者的情境里，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不完全对应实际状况；反身性（reflexivity）说的是，这些不完全的看法会通过参与者的行动反过来改动它们所指涉的情境。两条命题各自成立。合在一起，它们留下一个还没有被命名的东西：这两条命题共同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索罗斯给这个后果起了名字，叫人的不确定性原理（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它在他的体系里位置很特别——它不是第三条命题，而是一个容器。他把可错性、反身性，以及若干条既不属于可错性也不属于反身性的东西，一并装了进去，然后用一个名字统称。

一个容器的价值，取决于里面装了什么、按什么次序摆放。而在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四年这五年里，索罗斯两次改动了里面的东西。第二次改动动到了他自己最著名的那个概念：他把反身性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降为“来源之一”。这是他一生中对自己理论所做的最实质的一次结构调整，而且是他主动做的、写进正式论文的、没有任何外部压力逼他做的。本章写的就是这两次改动。

先做一份清单

二〇〇九年十月，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一讲快讲完的时候，索罗斯停下来插了一段话。他说，此处需要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中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

他随即给了一份清单。第一项：参与者无法知道其他参与者知道什么——“参与者不能知道其他参与者知道的事情，这与反身性完全是两回事，但它同样是人类事务中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第二项：不同参与者有不同的利益，其中一些互相冲突。第三项：他引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说每个参与者可能同时被多种彼此并不自洽的价值观引导。

然后是那句关键的话。他说，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比反身性所产生的还要广泛”（likely to be even more extensive than those generated by reflexivity）。所以他把它们全部合并起来，称为人的不确定性原理——“一个比反身性更宽的概念”。

这段话在当时不算显眼。五讲的听众是来听反身性的，而这段话被夹在第一讲的结尾、第二讲进入金融市场之前。但它做了一件后果很大的事：它在反身性之外，为不确定性另开了几个来源。一旦承认存在别的来源，“反身性是不确定性之母”这个说法就只能是一句修辞，不能再是一条命题。

他接着补了一句用来防守的话：人的不确定性原理“比笛卡尔哲学中弥漫的那种主观怀疑论更具体、更严格”，因为它“给了我们客观的理由去相信我们的感知与预期是——或至少可能是——错的”（It gives us objecti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our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are—or at least may be—wrong.）。这句话值得留意。他要的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确定”这种廉价的怀疑，而是一份可以指名道姓的清单：因为这几条具体的机制，所以我们在这几个具体的地方会错。清单越具体，它就越像一条可以工作的原理，越不像一句哲学口号。

从一段附带说明到一块基石

这个容器在此后四年里的地位变化，语料留下了清楚的记录。它值得按时间列出来，因为这条线索本身就是本章的论题。

二〇〇九年十月，它出现在第一讲末尾，作为一段附带说明：反身性不是唯一来源，所以我把它们合起来，起个更宽的名字。

二〇一〇年十月五日，在一篇关于主权债务问题的演讲里，它第一次被正式当作一条原理来陈述，而且陈述得非常规整。他先给可错性——理性的人不是基于现实作决策，而是基于他们对现实的理解，两者从不相同，“而重要的是这个差异的幅度”；再给反身性——参与者的误解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会影响市场价格本应反映的所谓基本面。然后是那一句：

“两者合在一起，确保了市场参与者与监管者都必须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作决策。这就是人的不确定性原理。”

紧接着他给出了两条推论，而这两条推论决定了它在整个体系里的战略位置：结果不太可能符合预期；市场无法确保资源的最优配置。他随即点明这两条“与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直接矛盾”。

请注意这一步做了什么。它把一个哲学容器改造成了一件攻城武器。可错性与反身性各自都只是关于人的命题；而“参与者与监管者都必须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这一条，直接落在资源配置这个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上。第八章那场对撞，弹药就是从这里出的。

同一篇演讲里还有一句，本书认为它是这条原理最实用的一句自我说明：“不确定性的范围与程度本身也是不确定、可变的。”这句话不是新的——一年前他在中欧大学讲二〇〇八年那次挫败时，已经用一个昂贵得多的版本说过它。本章最后一节会回到那里。

二〇一三年四月，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里，他给这个概念下了一个不再提“反身性”的定义：社会现象有思考的参与者，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从不完全符合实际状况；两者之间的背离，“在人类行为中引入了一种不确定性因素——这是台球或行星这类物理对象的行为所没有的。我把它称为人的不确定性原理”。

二〇一三年十月，在全球经济研讨会那篇讲稿里，位置关系被彻底写定：

“我概念框架的基石，是人的不确定性原理，而它建立在可错性与反身性这一对支柱之上。”

四年时间，一段附带说明变成了基石，而反身性从这个体系的顶端，移到了支撑基石的两根柱子之一。

这条线索必须先摆出来，因为它解释了二〇一四年那次修订不是一次突发的动作。降级早已在措辞里发生了；二〇一四年做的，只是把它写成一个论证。

与海森堡划清界限

一个叫“不确定性原理”的东西，注定要面对一个比较。索罗斯主动迎上去了，而且他早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大西洋月刊》那篇《资本主义的威胁》里就第一次正面并置过两者。他的分界线有两条，其中第二条——社会理论能改变它所指涉的对象，而海森堡原理的发现不曾让量子粒子的行为改变分毫——第三章已经处理过，此处不重复。

要在这里补的是第一条，因为它是“人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个名字的技术含义所在。

这一条来自奈特。一九二一年，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区分了风险（risk）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风险是未来有多种可能状态、且各状态的概率已知，可以用概率与统计的法则描述；奈特式不确定性则是概率未知，甚至连“可能有哪些状态”本身都未知。

索罗斯在二〇一四年论文里的落点很明确：海森堡的量子力学不确定性服从概率与统计的法则，而与人的不确定性原理相关的那种深层的奈特式不确定性不服从。

这不是程度差别，是种类差别，而且它有一个立刻可用的后果：前者可以进模型，后者进不了。一切风险管理工具都建立在“偏离服从某种分布”之上；如果眼前的东西是奈特式不确定性，这些工具不是精度不够，是对象不对。二〇〇八年那些依赖数学模型的人受重伤，按他的诊断正是这个原因——不是模型算错了，是模型被用在了一类它无法描述的对象上。

这两条分界线合起来，指向同一个结论：社会科学不能指望达到物理学那样的成绩。这个结论他早在二〇〇九年就下了，二〇一四年又用一整节重下了一遍，并提出一个“方法论约定”来固化它。有意思的是，这篇论文的注释里他又把这个约定收回了一部分——那是本书第二十五章的题目，这里不展开。

二〇一四年：把反身性降一级

真正的改动发生在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发表于《经济方法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的那篇论文里。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学术期刊上系统陈述自己的框架，篇幅、格式、参考文献都按学术规范来。也正因为要按规范来，他必须把二〇〇九年讲座里可以模糊带过的地方讲清楚。

这篇论文里有三处改动，其中两处第二章已经处理过：可错性被收窄到理论与总体判断的层面，让出了个别事实的知识；以及“可错性是长子”那个次序断言。本章只处理第三处，也是最实质的一处。

第三处改动是分量。他在“人的不确定性原理”那一节的开头直接写：此处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人类事务中，是可错性才是奈特式不确定性的关键来源”（it is fallibility that is the key source of Knightian uncertainty in human affairs）。这一节的结尾则是那句最直白的降级：

“反身性只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尽管是有力的一个。”（Reflexivity is only one source of uncertainty, albeit a powerful one.）

他给的理由分两段。

第一段是加法：除反身性之外，还有别的可错性形式造成同样的效果——不同参与者有不同目标，其中一些互相冲突；以赛亚·柏林指出的，每个参与者可能被多种彼此并不自洽的价值观引导。他的结论句与二〇〇九年那份清单一字不差地同向：“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比专门与反身性相关的那些更广泛。”

第二段是减法，而且这一段更重要：并非所有形式的可错性都造成奈特式不确定性。有些形式是可以做统计分析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人为失误导致的交通事故，以及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的那一大批偏差与错误。这些都有规律、可计量、能进模型。真正造成奈特式不确定性的是另一类，他举的例子是欧元危机核心处的那些误解：“概率分析对理解它们帮助不大。”

两段合起来，得到的是一个二维的分类：不确定性的来源不止反身性一种（加法），而可错性的后果也不全是不确定性（减法）。反身性因此被安放在一个更小的格子里——它是众多来源中的一个，而且是那些恰好落在不可统计一侧的来源中的一个。

对照一九九五年他在维也纳那篇自题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再试一次》的演讲，落差是清楚的。在一九九五年的版本里，反身性是不确定性的主源，重要到他一度想为它单开一个真值范畴。到二〇一四年，反身性退到了并列位置，而那个真值范畴的提议已经不见了——第三章记过这次撤回。

这次修订换来了什么

这里需要一处编辑判断，标明是本书的判断而非他的自陈。

二〇一四年的这套改动，使他的框架更可辩护，同时更不独特。

更可辩护，是因为它堵住了最容易被攻击的那个缺口。如果说不确定性全部来自反身性，那么反对者只要举出一个与反身性无关的不确定性案例——比如两个国家因目标冲突而开战，或者一个人被自己不自洽的价值观拖住——这套说法就露了破绽。承认多源之后，这类反例不再是反例。同样，把“个别事实的知识”让出去，使他不必再守一条明显过硬的防线：一个人当然可以确知今天下雨。守住“理论层面必然有偏”这条更窄的线，反而更难被推翻。

更不独特，是因为被让出去的分量，恰恰落在他区别于前人的那个位置上。第三章记过他自己开的那份先行者名单——他明说反身性不是他发现的。既然概念本身有主，他能声称属于自己的，就只能是“分量”：反身性不只是众多机制中的一条，而是人类事务中不确定性的那个主源。二〇一四年他放弃了这项主张。他仍然保留了机制化的表述权（把反馈拆成两个互相剥夺自变量的函数），但把“总解释”这一层交了出去。

这里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一个理论的说服力有两个维度：它能解释多少，以及它有多难被推翻。这两个维度通常是反向的。二〇一四年那次修订，是在第一个维度上让步，去换第二个维度上的稳固。它把“反身性解释了人类事务中的不确定性”这条大主张，换成了“反身性是不确定性的诸多来源中一个有力的来源”这条小主张。前者更壮观，后者更站得住。

本书的判断是：这笔交易他做得对，而且这一步本身比这一步的结论更重要。可错性作为一种口号很容易；可错性作为一种实践，意味着在没有人逼你、没有人反驳你、甚至没有人特别注意的情况下，主动把自己最出名的那个概念降一级，并把它写进一篇署了自己名字的学术论文。这是本书第五部要反复检验的那条线索的第一个正面样本。第二十三章会给出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样本——同一个人，面对不利证据，选择了调和而不是修正。

它砸坏了什么

人的不确定性原理不是一句安慰话。它有明确的破坏对象——波普尔的科学方法图式。

波普尔的图式三要素三操作：科学定律，加上初始条件，得出预测；加上终结条件，得出解释；预测与解释因此是对称、可逆的。剩下的是检验：定律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一次失败的检验足以证伪，任何数量的正面例证都不足以证实。

索罗斯说，人的不确定性原理“往波普尔图式那至高的简洁与优雅里扔了一把扳手”。破坏发生在两处。

第一处，预测与解释的对称被毁。原因很简单：未来是真正不确定的，因此不能以事后解释所具有的那种确定程度来预测。他在二〇一三年十月把这一点讲得最省事：“社会现象解释起来比预测容易。过去是唯一确定的，人的不确定性原理使未来内在地不确定。”

第二处，检验的核心地位受到威胁，而且是个两难。检验要求复制初始与终结条件。那么这些条件该不该包含参与者的思考？如果包含，就很难确定条件到底是什么——参与者的看法只能从他们的言行去推断。如果不包含，那么这些条件就不构成“单称观察”，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可以对应完全不同的主观看法。两条路都走不通。

他随即给了一个不算让步的让步：这个限制“并不排除社会科学产出有价值的概括，但这些概括不太可能达到物理定律那样的预测力”。他还加了一句在本书后面会反复用到的话：受时间与语境约束的概括，可能比无时间性的普遍概括给出更具体的解释与预测。

这句话是全书理论部分与实战部分之间那道接缝的第一次露头。第十章会把它完整拆开。

它在交易台上的样子

一个哲学概念如果只停在方法论层面，本书没有理由用一整章写它。它值得一章，是因为索罗斯自己把它换算成了两个可操作的量。

第一个是波动率。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作证时，有议员追问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给了一句极短的回答：“我们变得非常擅长计算风险。由于聚焦于风险，我们把不确定性丢在了一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败因。”（We have become very adept in calculating risk. And by focusing on risk, we have left out uncertainty.）同一场听证里他还给了一个量纲：常态波动率是 30，那段时间它一路冲到 50、70、80，“这只说明当前市场中不确定性上升”。风险可以量化，不确定性按定义不能；但波动率可以充当不确定性的一个刻度。这个替代方案他在二〇一四年论文的结尾再次确认：“我们也可以用波动率——它是可量化的——作为不确定性的替身。”

第二个是仓位。二〇〇九年十月在中欧大学，他给出了全部语料中唯一一次交易层面的自我复盘：

“我知道反身性带有不确定性，但连我自己都被二〇〇八年那种不确定性的规模惊到了。它让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市场的大方向我看对了，但我没有把波动率算进去。”（I got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markets right, but I did not allow for the volatility.）

紧接着是后果与结论：他因此建立了大到扛不住波动摆荡的仓位，数次为了控制风险而在错误的时点被迫减仓；“如果我当初仓位小一些并且拿住，我会做得更好”（I would have done better if I had taken smaller positions and stuck with them.）。他把这段经历的教训压成一句：“不确定性的区间本身也是不确定的，有时会变得实际上无限大”（the range of uncertainty is also uncertain and at times can become practically infinite）。

这三句话之间有严格的推导关系，值得拆开：方向判断正确不等于头寸设置正确；头寸大小应当是波动率的函数，而不是信念强度的函数；而波动率的上界本身不可知，所以留给自己的余量要按“不确定性的区间可能突然变宽”来设。这是人的不确定性原理落在一张交易单上的完整形状。本书第十九章会把这段复盘与他在国会所说的“我们全年打平”并置处理，因为两者的语境完全不同。

在同一段之后，他还给出了这条链条的完整因果次序，而且是双向的。往下：不确定性表现为波动率；波动率上升要求降低风险敞口；降低敞口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偏好上升”；而流动性偏好上升本身构成金融危机中被迫平仓的一个额外因素。这一段的价值在于它解释了危机为什么会自我加速——不是因为参与者恐慌，而是因为每一个理性的风控动作都在同一个方向上加力。

往上的方向他讲得更短，但那一句才是可交易的：“当危机缓和、不确定性的区间收窄时，随着流动性偏好停止上升并最终下降，股市会出现几乎是自动的反弹。”他明说这是自己最近学到的另一课。写这句话的时间是二〇〇九年十月，而二〇〇九年三月到十月正是那轮反弹发生的时段。这是他把一条刚学到的机制立刻写成规则的现场记录。需要同时记下的是，同一系列讲座的第五讲里他又承认，“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没有预料到这轮反弹的幅度。这两句话必须放在一起读：他先没料到，然后补上了机制，然后把机制写成规则。顺序如此，不是反过来。

边界

最后要写清这条原理不管什么。

它不是一张免死金牌。索罗斯本人明确划了界：不是所有形式的可错性都造成奈特式不确定性；很多人类行为是可预测的，或者至少概率可以算出来；心理学家与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编出了长长的人类行为规律清单。他甚至给出了这些实验的定位——多数行为实验测的是人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因此测的其实是认知函数的可错性，而操纵函数极少被研究。他给的结论是一句平衡的话：人类事务中“既有不确定性，也有规律性”。

这一句必须留在书里。因为在他之后的普及叙述中，人的不确定性原理常被读成“所以什么都算不准，所以量化没用”。这不是他的说法。他的说法是分层的：日常的、重复的、可作统计概括的事件属于一层，那里的规则有效；独特的、历史性的、有能力打乱统计概括的事件属于另一层，那里的规则失效。区分这两层是他整个市场理论的开关，第六章会写清这个开关怎么用。

也要写清另一件事。他自己在同一篇论文里承认，这套框架“仍然非常初步”；他说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脑子里发展它的，只是近些年才得到实质性的批评。他把最后一个问题留在了那里：奈特式不确定性无法被量化，那么反身性反馈回路能不能被恰当地建模？他没有答案，只给了一个方向——“可以在不量化趋势的情况下识别趋势，在不指明发生时点的情况下识别趋势的改变”。

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框架的最低要求，也是他对自己预测能力的最高承诺。本书第二十一章会用二十年的记录去核对他是否守住了这个承诺。

本章依据

• A1｜索罗斯本人正式文本：《可错性、反身性与人的不确定性原理》，《经济方法论杂志》，2014-01-13（essays/soros-2014-01-13）。本章关于反身性降级、可错性收窄与“长子”次序的全部引语出自此篇，属他本人对自己理论所做结构修订的第一手记录。
• A1｜讲座：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一讲（2009-10），官方 PDF（lectures/soros-lecture-pdf-human-uncertainty-principle.txt）；第二讲（2009-10）官方 PDF（lectures/soros-lecture-pdf-financial-markets.txt），2008 年交易复盘与“不确定性区间本身不确定”出自第二讲。
• A1｜国会证词：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口头陈述与问答，2008-11-13（testimony/soros-hearing-house-oversight-hedge-funds-2008-11-13.txt），“擅长计算风险、把不确定性丢在一边”与波动率数字出自问答环节。
• A1｜演讲（本章“从一段附带说明到一块基石”一节的证据链）：《主权债务问题》，2010-10-05（speeches/soros-2010-10-05），“人的不确定性原理”第一次被正式命名与陈述、两条推论（结果不符预期／市场无法确保最优配置）、“不确定性的范围与程度本身也是不确定、可变的”，均出自此篇；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演讲，2013-04-08（speeches/soros-2013-04-08，文件名 slug 被截断为 re，见勘误），不提反身性的台球与行星定义出自此篇；全球经济研讨会《欧洲的未来》，2013-10-01（speeches/soros-2013-10-01），“我概念框架的基石，是人的不确定性原理”与“解释比预测容易”出自此篇。
• B1｜比较基准：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演讲（自题《一个失败的哲学家再试一次》），1995-04-27（speeches/soros-1995-04-27），用于对照 1995 与 2014 两个版本的差异。
• 编者注：本章“这次修订换来了什么”整节为编辑判断，非索罗斯自陈。他本人所列的先行者名单（奈特、凯恩斯、默顿、波普尔）见第三章，本章不重复。
• 交接说明：与本概念相邻的三处内容分别由他章处理——可错性的两个来源与 2014 年收窄见第二章；反身性与自指的切割、第三真值范畴的撤回、社会理论改变其对象，见第三章；本章只处理“容器”本身的构成与它在五年间的两次改动。
• 编者注：2014 年论文正文提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约定，在同篇后记中被他本人部分收回，并注明促成修改的人与日期。该处理留待第二十五章专章处理，本章仅提及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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