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错性的三次实践

前面二十一章里，“可错性”这个词出现了上百次。它是他哲学的第一块地基（第二章），是他把反身性挂上去的那根钉子（第五章），是他给自己那套交易程序写下的最后一句（第十二章）。

但到这里为止，它一直只是一个主张。

一个主张要变成一种实践，需要满足一个很朴素的条件：这个人得真的改过，而且改的痕迹要能被别人拿出来复核。

这一章检验这一条。检验的材料是他二〇〇九年之后写的九十八篇报刊专栏，全部有日期、有刊名、有原文。在这九十八篇里，本书找到三次符合标准的修正。下一章处理一次不符合的。

先把尺子做出来

不先定标准，后面三节就没法称重。

本书对“一次修正”设三条标准，三条都要满足。

第一，它必须是公开的。私下改主意不留痕迹，无法核对，本书不处理。

第二，它必须能定位到两份具体文本。改之前那个判断写在哪一天的哪一篇里，改之后那个判断写在哪一天的哪一篇里，两份都要能逐句对读。

第三，被改的必须是他此前明确写下的判断本身，而不是一次澄清、一次补充或者一次换词。

第三条最要紧，因为不满足它的动作在他的语料里非常多。他把同一个融资主张连着改了五次外壳——从欧元债到永续债，从欧盟发行降到成员国发行、再降到法国发行、最后转到英国发行——那不是修正，那是同一个主张在被现实挤压后重新包装，核心逻辑一字未动。他晚年在一篇报纸文章里把“反身性”直接等同于“临界点”，那也不是修正，那是措辞的漂移。他把每年接纳难民的数字从一百万降到三十万，那是数量的退让，性质另说，本书放在第二十四章处理。

这三类都不进本章。

第一次：他把自己放进了错的那一侧

时间是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文章题为《我们的双底未来》。这是本书这批专栏材料里最早的一篇，也是理论浓度最高的一篇。

写作时点在雷曼倒闭一年零三个月后。当时的处境是：人工生命维持起了作用，金融市场稳住了，股市反弹，经济现出复苏迹象，用他的话说，“人们想回到照常营业的状态，把二〇〇八年的崩盘当成一场噩梦”。

他这篇文章的主张是反向的：复苏可能后继无力，甚至出现二次探底，“虽然我不确定是二〇一〇年还是二〇一一年”。

到这里为止，这是一篇标准的看空文章。真正值得记下的在下一段。他要解释自己为什么与主流情绪相左，于是搬出了那条理论命题——远离均衡态的特征是认知落后于现实。然后他补了一句：

使事情更复杂的是，这个滞后是双向的。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场危机与以往的不同——我们已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些人——包括我——则没能预见到反弹的幅度。（Others – including me – failed to anticipate the extent of the rebound.）

这句话的结构值得拆开看。

他先说了一个理论命题：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是双向的，有人落在这一侧，有人落在那一侧。然后他给两侧各举了一例。第一例是“多数人”，错在低估了这场危机的性质。第二例是他自己，错在低估了反弹的幅度。

也就是说，这次认错不是一段道歉，是一个例证。他需要一个落在另一侧的例子来把那条命题讲完整，而他用了自己。

这一次修正的代价极低，本书必须写清这一点。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坚持自己的大判断（危机与以往不同、时代终结、全球金融保护主义的危险），只在一个次级判断上认输。承认自己看错了反弹幅度，反而加强了他关于“双向滞后”的论证。这不是勇气的样本，这是一次成本很低的、在论证内部完成的交易。

但它仍然满足三条标准。文本在，日期在，被改的是他自己的判断。它也说明了一件更实际的事：一个把“我可能错”写进理论的人，在写作时手里就多了一件别人没有的工具——他可以把自己的错误当作论据用。这是本书的判断。

还有一层，需要放慢说。

他承认的那个错误，恰好是他自己那套理论最该预料到的一类错误。第六章讲繁荣-萧条序列时写过，他的模型能识别趋势而不能指明时点，能给出方向而不能给出幅度。二〇〇八年的下跌他看对了；二〇〇九年的反弹他没看对幅度。这两件事出自同一条限制——这套框架处理的是结构，不是刻度。

他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把话说到这一层。他只说自己没预见到反弹的幅度，没说“这正是我的方法必然会漏掉的东西”。本书把这层补上，是因为它决定了这次认错的性质：它不是一次孤立的失手，它是一个已知边界的又一次显形。第十五章那个日本股市的案例是同一件事的更早一版——方向对、时点早了两年。

顺带记一条可核验的后续。他那篇文章预测的二次探底，“不确定是二〇一〇年还是二〇一一年”，两年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他在承认一个错误的同一篇文章里，写下了另一个后来被证伪的预测。本书把这两件事并排放着，不作调和。

第二次：两周

第二次修正只用了十三天，是三次里最快的一次。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两天后，六月二十五日，他发表了《脱欧与欧洲的未来》。文中有这样一句：

如今，许多人所担心的那个灾难性情景已经成真，使欧盟的解体实际上变得不可逆。（mak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U practically irreversible）

同一篇里他还预告了一串后果：英国经济与人民在中短期将显著受损，对实体经济的后果“只能与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相比”；法国国民阵线已在喊“法国脱欧”，荷兰的维尔德斯在喊“荷兰脱欧”；苏格兰会再次公投，北爱尔兰有官员已在呼吁统一；伦敦金融城与伦敦房市都逃不掉。

这是一篇非常确定的文章。“不可逆”这三个字在他笔下不常见。

十三天后，七月八日，《“后悔脱欧”的希望》发表。开头第二段先复述了自己那时的判断：

脱欧投票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投票后的第二天早上，欧盟的解体看上去实际上已不可避免。

紧接着是第三段：

但随着英国公投的最初冲击消退，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场悲剧看上去不再是既成事实。（the tragedy no longer looks like a fait accompli）

两周之间，判断从“不可逆”变成“不再是既成事实”。

变的是什么？他在同一篇里列了四条新事实：英镑暴跌；苏格兰再次公投变得高度可能；脱欧阵营的原有领袖陷入一场奇特的内斗式自毁，一些追随者开始瞥见自己和国家将面对的前景；一场请求议会举行二次公投的签名运动，到当时已有超过四百万人参与。

他还加了一条判断：这些人里最要紧的是那些原本连票都没投的人，尤其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正是欧盟从来无法激发出来的那种草根参与”。

请注意这四条的性质。它们全部是投票之后才出现的、可观察的公开事实，没有一条是新的论证。他没有说“我重新想了想”，他说的是“新的东西出现了”。

这符合他自己在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那套程序里的规定：当价格行为与自己的预期相矛盾时，重新检验假说。这里的“价格”是公众反应——脱欧的即时后果在两周内被英国选民自己看见了，而这件事他没有预料到。

同时要记下一条精确的事实：他没有说“我错了”。六月二十五日那句是“实际上变得不可逆”，七月八日那句是“看上去不再是既成事实”。两句都带修饰语，两句都留了余地。他从头到尾没有用第一人称承认过前一句是个错误判断。

本书按行为判断，不按措辞判断：判断改了，改的方向清楚，触发原因写在纸上，因此计入一次修正。但措辞上的这个特点会在第三次里被放大，所以在这里先记一笔。

还有一件事需要并置，否则这一案会被读得太漂亮。

公投前两天，他做过另一个判断，而那个判断是对的。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在《卫报》发表《脱欧崩盘将让你们所有人变穷——警告在此》，预测英镑将跌至少百分之十五、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从一点四六跌到一点一五以下。他还给了三条理由，说明这次为什么不同于一九九二年：英格兰银行当年可以降息配合，这次利率已在最低水平，货币政策没有空间；英国经常账户赤字的相对规模远大于一九九二年或二〇〇八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外国资本；而两年离婚谈判的不确定期里，资本几乎必定反向流动。

公投后，英镑单日跌约百分之八；同年十月七日一次闪崩中一度触及一点一四至一点一八区间。方向与量级的下沿被验证，而他所描述的那种即刻崩盘没有发生。

把三篇文章按日期排开——六月二十一日的汇率预测（大体成立）、六月二十五日的政治预测（“不可逆”，两周后自己改口）、七月八日的修正——可以看到一件对读者比认错本身更有用的事：在同一个事件上，他关于价格的判断和关于政治走向的判断，准确度不在一个量级上。这不是巧合，第十三章那条自我限定和第二十一章的对账都指向同一处。他修正得最快的，恰恰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类判断。

第三次：两步，三个月

第三次是三次里最难的一次，因为它要撤回的东西他已经公开重复了三年。

从二〇一〇年二月到二〇一三年，他关于欧元区写了三十多篇文章。诊断部分几乎逐字复制：欧元有中央银行而无共同财政部，成员国交出印钞权之后，其国债变得像发展中国家的外币债务一样有违约风险。处方部分不断升级：欧元债、银行同盟、欧洲央行收益率上限、欧洲财政局，一直升到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那篇最激进的《德国应领导或离开》。

而这条主线里始终有一个被点名的责任人。他反复写的是：德国的立场是危机的根本起因，只有德国能结束它，德国不动，欧元会崩溃。

二〇一三年九月，德国大选，默克尔大胜连任。

第一步在二〇一三年十月七日，文章题为《默克尔的皮洛士式胜利》。第一段就是承认：

就德国而言，欧元危机的戏码已经结束……默克尔总理做了保住欧元存续所必需的事，而且她是以对德国而言尽可能低的代价做到的——这一手为她同时赢得了亲欧德国人和那些相信她会捍卫德国利益的人的支持。她大胜连任，并不意外。

这句话把三年的争论了结了。他此前的判断是“德国的做法会毁掉欧元”，这里他写的是“她做了保住欧元所必需的事，而且成本最低”。

但同一段之后紧跟着一个转折：

但那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欧元区的现状既不可容忍，也不稳定。主流经济学家会称之为一个次优均衡；我称之为一场噩梦。

这就是第三次修正的形状：他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切开了，撤回前者，保留后者。欧元活下来了——这一点他认了。这个结果很坏——这一点他不认输。

第二步在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文章题为《世界经济不断变化的挑战》。转向在这里完成，三句话：

管理欧元的现行安排会长期存在，因为德国永远只会做保住共同货币所需的最低限度……（The current arrangements governing the euro are here to stay）

尽管如此，金融危机的急性阶段现在已经过去。（the acute pha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now over）

未来的危机将是政治性的。（Future crises will be political in origin.）

第一句撤回了“崩溃在望”。第二句撤回了危机的紧迫性。第三句改换了预测的类别——他不再预测金融危机，改为预测政治危机。两个月后，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那篇文章里，他把这条改换写成了明文预告：从现在起我预期的是一系列政治危机，而不是金融危机。

这三个月完成的，是他一生中在同一个题目上跨度最大的一次判断反转。

值得注意的是他为这次反转给出的理由，因为那个理由本身也是一次让步。他写的是：现行安排会长期存在，一来因为德国永远只会做保住共同货币所需的最低限度，二来因为“市场与欧洲当局会惩罚任何一个挑战这些安排的国家”。

三年里他一直在论证德国的最低限度不够。二〇一四年一月，他改口说最低限度够了——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它稳。他还给出了稳的机制：市场本身成了这套安排的执行者。这是他自己的反身性论证第一次被用在他不希望的方向上。在他此前的写法里，市场情绪的自我强化是解体的推手；在这里，同一个机制变成了维持现状的力量。他没有点出这层反讽，本书替他点出来，标为编辑判断。

至于保留下来的那部分价值判断，他没有软化过一寸。同一篇二〇一四年一月的文章里，他把欧盟的转变写成这样：那个曾经激发热情的“梦幻客体”，如今被欧元危机变成了一种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关系，“既不自愿，也不平等”——而欧盟原本被设想为主权国家为共同利益让渡部分主权的自愿联合体，是开放社会原则的化身。

事实判断撤回了，价值判断加重了。这两个动作在同一篇文章里同时完成，是这一案最值得学的技术，也是它最需要被追问的地方。

值得学的一面：预测错了不等于主张错了，把两者切开可以避免一次失败连累一整套立场。

需要追问的一面：正因为主张毫发无损，做出下一个时点预测的那套装置也毫发无损。二〇一四年他停止预测金融危机，改预测政治危机；二〇一六年他写“欧盟的解体实际上已不可逆”；二〇一九年他写欧洲若不醒来“将重蹈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覆辙”。诊断没变，紧迫程度换了个题材接着走。第二十一章用二十年的记录处理这条模式，本章只标注它与修正机制的关系：修正发生在具体判断这一层，因此它不会改变产生下一个具体判断的那套东西。

三次的共同结构

把三次并排放，有三条特征是共同的。

第一，它们都发生在他自己的文本内部。没有一次是被记者当面质问后的回应，没有一次是被反对者引用旧话逼出来的。三次都是他自己在下一篇文章里主动写的。

第二，触发修正的都是新事实，不是新论证。二〇〇九年是反弹的实际幅度，二〇一六年是公投后两周的公众反应，二〇一三至二〇一四年是德国大选结果和欧元区已经稳住的市场。他没有一次是因为想通了什么而改判断的。

第二条对读者比第一条有用。它意味着这套方法对“想清楚”的依赖，远小于它对“看清楚”的依赖。这是本书的判断，也与第十一章那套程序一致——在那套程序里，检验猜想的不是更好的推理，是价格。

第三，三次改的都是具体判断，没有一次动到框架。欧元的先天缺陷这条诊断，从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四年一个字没改；反身性、可错性、远离均衡态这三件工具，三次修正之后原样留在手里。他撤回的永远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是“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这正是第十章那道分界在实际运作中的样子：框架不产生具体结论，因而具体结论出错时框架不受损。这套安排在方法上是自洽的，但它有一个代价，需要在这里点明——框架既然从不被具体的失败所触及，它也就从不被检验。第二十一章用二十年的记录说明了结构诊断与时点预测在他身上的分裂，第二十三章会说明这个安排在极端情形下会走到哪里。

三次的代价不一样

三次修正的难度可以排序，而且排序的依据很干净：一个判断被公开重复过多少次，撤回它就有多难。

二〇〇九年那次最轻。被撤回的判断（低估反弹幅度）他此前从未写过，是他在认错的同时第一次提出来的。撤回一个从未公开主张过的东西，成本接近于零，而且它当场成了他另一条论证的例证。

二〇一六年那次居中。“不可逆”那句写在两天前的一篇文章里，只出现过一次。十三天后调整它，读者能记住的只有一篇。他因此可以只用“看上去不再”这种措辞就完成调整，不必正面处理。

二〇一三至二〇一四年那次最重。“德国的路线会毁掉欧元”这个判断，他在三年里用三十多篇文章、几十种表述反复写过。撤回它的动作因此分成两步、走了三个月，而且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自陈的错误承认——他写的是“默克尔做了必需的事”，不是“我关于默克尔的判断错了”。

这条规律本身值得记下（编辑判断，明示）：修正的成本与公开重复的次数成正比，而重复次数与一个人的公共影响力成正比。一个只在自己脑子里做判断的人，改起来不花钱；一个把判断写成几十篇专栏的人，改起来要花掉一部分公信力。第十四章处理过公共身份对操作自由的约束，这里是同一件事在观念层面的形态。

一处不对称，必须并置

还有一件事不能略过。

就在二〇一三年十月七日那篇承认默克尔的文章里，他写下了这样一句：

在危机之前，无论是当局还是市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证明了双方的可错性。（attesting to the fallibility of both）

“这一点”指的是成员国交出印钞权后国债有违约风险这条结构事实。

这句话把可错性用作了对别人的判词。它用得非常顺——一句话同时罩住了监管当局和整个市场，而说这话的人自己在同一篇文章里正在做一次远比这困难的撤回，却没有把这个词往自己身上放一下。

本书不认为这构成虚伪。他确实在同一篇里改了自己的判断，改得清清楚楚。但这两件事在同一页纸上的分布是不对称的：用来说别人时，“可错性”是一个现成的名词；用来说自己时，它变成了一串不带这个词的、语气克制的事实陈述。这是本书的观察，不是他本人的自陈。

第二十四章会给出这条不对称的另一个更清楚的样本。

这三次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

能证明的：“承认自己会错”这件事，在他身上确实发生过，可以逐字复核，而且形态一致——公开、主动、以新事实为触发、不动框架。这在一位以论断为生的公共写作者身上不是常态，本书认为它值得单独立一章。

不能证明的有三条，必须同样明确地写出来。

第一，样本量小。三次，横跨十四年，出自九十八篇专栏。这不是一个高频行为，本书不把它描述成一种习惯。

第二，三次都发生在有廉价证据的场合。反弹幅度可以看指数，公众反应可以看请愿人数和英镑汇率，欧元是否解体可以看它还在不在。三次修正的触发物都是明确、公开、无争议的事实。第二十三章那一次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证据本身有争议。

第三，它们都不涉及他的核心承诺。三次撤回的都是时点与幅度，没有一次动到“欧盟应当存续”“开放社会应当被捍卫”这类他终身持有的主张。一个人在自己不那么在乎的地方认错，与他在自己最在乎的地方认错，是两回事。第二十五章会给出后一种的唯一样本，而那一次他把它写在了一条尾注里。

本章依据

• A1｜专栏（第一案主文本）：《我们的双底未来》，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columns/soros-2009-12-09-our-double-dip-future.txt）。“这个滞后是双向的”“我们已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些人——包括我——则没能预见到反弹的幅度”，以及一九二九年信贷占 GDP 一六〇%、一九三二年升至二五〇%、二〇〇八年起点即三六五%这组对照数据，均出自此篇。
• A1｜专栏（第二案主文本，两篇）：《脱欧与欧洲的未来》，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五日（columns/soros-2016-06-25-brexit-and-the-future-of-europe.txt）；《“后悔脱欧”的希望》，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columns/soros-2016-07-08-the-promise-of-regrexit.txt）。“使欧盟的解体实际上变得不可逆”“投票后的第二天早上……看上去实际上已不可避免”“这场悲剧看上去不再是既成事实”，以及四条新事实（英镑暴跌、苏格兰再公投、脱欧阵营内斗、超过四百万人签名）与“这正是欧盟从来无法激发出来的那种草根参与”，分别出自这两篇。
• A1｜专栏（第三案主文本，两篇）：《默克尔的皮洛士式胜利》，二〇一三年十月七日（columns/soros-2013-10-07-angela-merkels-pyrrhic-victory.txt）；《世界经济不断变化的挑战》，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columns/soros-2014-01-02-the-world-economys-shifting-challenges.txt）。“做了保住欧元存续所必需的事，而且是以尽可能低的代价”“主流经济学家会称之为次优均衡；我称之为一场噩梦”“这证明了双方的可错性”“现行安排会长期存在”“急性阶段现在已经过去”“未来的危机将是政治性的”，均出自这两篇。
• A1｜专栏（第二案并置文本）：《脱欧崩盘将让你们所有人变穷——警告在此》，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卫报》（columns/soros-2016-06-21-sterling-will-suffer-if-britain-leaves-eu.txt，文件名 slug 与文内标题不一致，本书以文内 TITLE 为准）。“至少下跌百分之十五、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从当前的一点四六跌到一点一五以下”、“讽刺的是那时一英镑约等于一欧元”，以及三条“这次不同于一九九二年”的理由（利率已在与银行稳定相容的最低水平、经常账户赤字相对规模史上最大且引卡尼“依赖陌生人的善意”、贸易条件不确定使制造业不会扩产），均出自此篇。公投后英镑单日跌约百分之八与二〇一六年十月七日闪崩触及一点一四至一点一八区间为公开市场记录，语料本身未载，本书作为事后核对使用并在此标明。
• 勘误采纳：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那篇正文中称“白里安总理坚持索取赔款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白里安是《洛迦诺公约》路线的和解派代表，主张严苛赔款并出兵鲁尔的是普恩加莱；这是原文的史实误植。同一作者在二〇一三年十月七日那篇里只笼统写“法国坚持严苛赔款”，是正确的。本章不引用误植段落，此处加编者注备查。
• 背景材料：欧元区三十一篇专栏（二〇一〇年二月至二〇一八年六月）构成第三案的“修正前”基线，其中《德国应领导或离开》（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为该主张最激进的一版；《是时候为欧盟站出来了》（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为转向后的明文预告。永续债主张的五次重新包装（二〇二〇年四月至二〇二二年十月，共八篇）在本章仅作为“不算修正”的对照使用。
• 编者判断（明示）：本章七处为本书判断——其一，“一次修正”的三条标准由本书设定，索罗斯本人未给过定义；其二，第一案的低成本性质、“把自己的错误当作论据用”这一观察，以及“它是一个已知边界的又一次显形”这一定性；其三，第二案中价格判断与政治判断准确度不在同一量级这一对照；其四，三次修正对“看清楚”的依赖大于对“想清楚”的依赖；其五，二〇一四年那次转向中“反身性机制被用在维持现状一侧”这层反讽（他本人未点出）；其六，修正成本与公开重复次数成正比这条规律；其七，“可错性”一词在指向他人与指向自己时的分布不对称。
• 政治中立纪律的执行：本章涉及欧元区、英国脱欧、德国大选的段落，只记录他的判断内容、判断日期与判断的后续变化，不评价其立场、不评价相关政策，也不评价各方是非。
• 交接说明：拒绝修正的那一次见第二十三章；自我叙述的偏差见第二十四章；写在注释里的自我撤回见第二十五章；结构诊断强而时点预测弱这一模式的完整对账见第二十一章；框架与具体理论的分界见第十章。

本站正文为基于公开材料的独立编辑与研究归纳，不替代原始资料，也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