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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捐赠与一生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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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9 月 30 日，伯克希尔从美国财政部拿到一份税务裁定。两周后的 10 月 14 日，一封信寄给了公司当时约 1,500 名登记在册的股东，信里提出一件那时没有第二家大型上市公司在做的事：伯克希尔的慈善捐款，由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指定受赠方——“由您来指定慈善机构，伯克希尔负责签发支票。”

信里给出的理由不是慈善，是产权。他先把上市公司的捐赠分成两类：一类能给公司带来大致匹配的直接收益，这类由他和其他高管决定，金额一向很低；另一类是靠“难以衡量、且极度滞后”的反馈效应间接受益的捐赠，而伯克希尔在这一类上“实际捐赠几乎为零，因为我对此感到不安”。不安的来源他说得很具体：“捐赠的决策往往更多取决于谁来募捐、以及同行企业如何回应，而非对受赠方活动的客观评估。惯例时常凌驾于理性之上。”再往下是那句被引用最多、也最容易被当成俏皮话的判断：“许多公司高管对政府分配纳税人的钱痛心疾首，却对自己能够分配股东的钱欣然拥抱。”（many corporate managers deplore governmental allocation of the taxpayer’s dollar but embrace enthusiastically their own alloca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dollar，1981 年伯克希尔年报）

这封信写于他 51 岁那年，比语料中“卵巢彩票”这个说法的最早一次出现早十六年，比 2006 年的捐赠决定早二十五年。本章的材料横跨此后四十五年，主线只有一条：他谈财富时，把运气、社会制度和时间放在个人功劳前面，而这套说法从 1980 年代起没有换过口径。

1981 年那封信要处理的不是善意，是谁有权花这笔钱

替代方案写在同一封信的下一段，逻辑是对称的：“正如我不想让您从我的个人银行账户开支票来实现您的慈善判断一样，我也认为不应用各位的公司’银行账户’来为我属意的慈善事业开支票。”接着是一句在 1981 年的美国企业界几乎没人会写下来的话——“您的慈善偏好与我的一样有价值”（1981 年伯克希尔年报）。

机制被设计得很具体：每年 11 月中旬通知每股可指定的金额，1981 年定为每股 2 美元；股东须在 12 月 10 日前书面告知不超过三家慈善机构；股份必须在 9 月 30 日登记在本人名下，代持不算。成本也一并公开，而且是逆着惯例算的：“仅仅因为一项开支可以抵税，并不意味着它是免费的。”他给出的估算是，股东指定的 200 万美元捐款会让净利润减少约 100 万美元，当年净资产增长率因此“比原本的情况低约 1/4 个百分点”（1981 年伯克希尔年报）。

第一年的回应率是这套设计最有力的证据。1981 年的信里报了数字：在 932,206 股有资格参与的股份中，95.6% 作出了回应；剔除与巴菲特相关的股份后仍超过 90%。他特意记下了一个空集——“没有一位股东在指定表上附上指示，要求伯克希尔的高管——他们当然更具智慧——代为决定其股份对应的慈善捐款。”当年“合计下来，共有 1,783,655 美元的股东指定捐款，分配给了约 675 家慈善机构”。信的末尾他把原创权交了出去：“股东指定捐赠的点子，以及其他许多后来证明对我们颇有益处的点子，都出自伯克希尔副董事长兼蓝筹印花董事长查理·芒格之手。”（1981 年致股东信）

这项计划运行了二十二年。2002 年的信里，参与率是“约 97.3% 的合格股份”，当年捐出 1,650 万美元，累计 1.97 亿美元（2002 年致股东信）。终止发生在 2003 年，原因不在理念，在一条他没预料到的传导链：由堕胎议题引发的抵制，最终落到了 The Pampered Chef 的独立经销商身上——“这一变故意味着，那些信任我们、却既非我们的员工、也无从参与伯克希尔决策的人，蒙受了严重的收入损失。”他同时交代了终止后的状态：“如今，伯克希尔在母公司层面不再进行任何捐赠。”（2003 年致股东信）二十二年里，被指定得最多的受赠对象是教会。

他解释自己的财富时，用的单位是概率，不是努力

这套说法在本书语料里第一次完整出现是 1997 年的股东大会，比多数中文读物记住的那些晚年版本早了十年以上。他当场交代了来源：提问的股东帕特里克·伯恩给过他一个思维框架，“我想可能可以追溯到哈佛的约翰·罗尔斯”。设定是这样的——你二十四小时后就要出生，被赋予一项非凡的权力：决定你将进入的那个社会的经济规则，而这套规则将通行于你、你的孩子和你的孙辈三代人。“但就像大多数这类神灯式的问题，总有一个坑。你不知道自己生出来是黑人还是白人。你不知道自己生出来是男是女。……你不知道自己生出来是在美国还是在阿富汗。换句话说，你将在 24 小时内参加我所说的卵巢彩票。”（in what I call the ovarian lottery）规模他给了数字：“你将从一个大桶里抽出一个球，桶里现在大概有 57 亿个球，那个球就是你。”

这个设定推出的不是慈善，是一组双重约束。一头是产出——系统必须“能生产人们想要和需要的东西”，产量还要持续增长，让下一代总体上过得比上一代好；另一头是分配，措辞是黄金法则的变体：“但同时，你还想要一个系统，在执行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对待那些没赢卵巢彩票的人的方式，要像你处在他的位置上也希望被对待的那样。”随后他把自己那份中签逐项拆开：在美国出生（“我们出生时，光是在美国出生的概率就低于 30 比 1”）；出生的时代与性别——“我小时候，女人能当老师、秘书或护士，基本就这些了。而国家一半的才华，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几乎所有职业之外”；肤色；以及最后那一项，“我们以某种方式被塑造了出来，这跟我们的努力毫无关系，却恰好让我们擅长评估企业”。对这一项他自问自答了一句，把才华与回报切开：“你知道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才华吗？不是。它只是在这个系统里能疯狂地带来回报而已。”

这段话的落点不是道德，是税率，判据则是行为学的。他反对用平均主义去浪费才能——让比尔·盖茨、安迪·格鲁夫或汤姆·墨菲这样的人去做平庸的工作“简直是一种犯罪”——但也不认为高一点的税会赶走这些人：“我很少见到有人因为 28% 的资本利得税而放弃运用他们的才华。这根本不会发生。”原因是这些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们擅长做事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喜欢做”（1997 年股东大会·上午场）。

一年半后同一段被他讲给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桶里的球从 57 亿改成 58 亿，判据换成了匹配而非才华：“我天生就适合我掉进来的这套系统。”（1998 年佛罗里达大学演讲）

2003 年他把这个模型改造成了一道竞价题，方向正好指向本章的主题。起因是有人问他的遗产安排。他先给结论——“在我或者我妻子去世时（以较晚者为准），我所有的一切都会捐给慈善。我是说 99% 以上”——然后设想自己在子宫里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同样的 DNA。一切都一样”；精灵告诉两人一个生在奥马哈、一个生在孟加拉国，由他们竞价决定：“我的方法是，我们开始竞价，你们俩中谁愿意在死后把更高比例的个人财富捐给社会，谁就能出生在美国。”他给的答案是“我想你会押上 100%”。检验部分是：“好吧，想象一下如果我出生在孟加拉国。你知道，我走在主街上说：‘我是做资本配置的。让我展示一下我的本事。’……我早就营养不良死了。”这次他把在美国出生的概率报成了“50 比 1”，与 1997 年那次的“低于 30 比 1”不是同一个数；结论则比 1997 年更直接地落到了产权上：“没有理由让一代又一代的巴菲特们，现在这一代，下一代，还有一百年后，仅仅因为他们出生在正确的子宫里，就该支配社会的资源。”（just because they came out of the right womb，2003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

同样的话他对学生讲得更简短。2008 年在埃默里大学，他的开场是一句否定式的自我评价：“我的成功跟我本人没什么关系。”随后是因果链：父亲是证券经纪商，大崩盘之后没有客户可联系，于是他 1930 年出生在美国，“正赶上资本市场最繁荣的时期之一”，而“我天生就具备资本资产配置的禀赋，而且在恰当的时间拥有了这份禀赋”。结尾那句同时取消了骄傲和内疚两种反应：“你们所有人都是中了卵巢彩票。没必要为此感到内疚。”（You have all won the ovarian lottery. There is no reason to feel guilty about it，2008 年埃默里大学问答）

他从这套运气论里推出的第一个义务不是捐赠，是纳税，而且比 1997 年那次更早。1996 年的股东大会上，他先承认市场体系系统性地不奖励教师和护士，然后给出义务：“我确实认为，在这个体系下做得非常好的人，有责任以一种合理照顾那些不适应这个体系、但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体面公民的人的方式交税。”（1996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十五年后同一条主张成了一篇《纽约时报》专栏，收尾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被这个偏袒亿万富翁的国会娇纵得太久了。是时候让政府认真对待’共担牺牲’了。”（《别再娇惯超级富豪》）

2006 年他把慈善外包，用的是他配置资本时的同一条理由

2006 年 6 月，他宣布把名下绝大部分伯克希尔股票逐年捐给五家基金会，其中大部分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做出这个决定时给出的理由，与他一生用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被别人托付资金的理由是同一条。同月的电视访谈里，他先描述积累这一端的通行做法——“当人们琢磨怎么积累财富时，他们常常会去找一个他们认为比自己更懂行的人，然后跟着干”，并举了自己的例子：五十年前有七个人交给他 10.5 万美元，“因为他们觉得，在帮他们攒钱这件事上，我比他们自己干得更出色”。然后他把这条逻辑推到另一端：“你既然能在积累财富时运用’找比你更擅长的人来做’这套理论，为什么在分配财富时就不行呢？我觉得这道理挺显而易见的。”他还给了这笔钱一个定位——“这本质上是金钱的第二章”，即先积攒对社会的索取权，“然后你把它们安排到最好的用途上”（2006 年 Charlie Rose：巴菲特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在这个决定之前，他推迟捐赠的理由是复利，而且他把它讲成了一条可以推广的规则。2007 年股东大会上有人问该现在捐还是以后捐，他的回答是：“如果你能以高于一般人的速度实现资金复利增长，那么实际上你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座捐赠基金……那就让别人去做当下的捐赠，而你可以在 20 或 30 年后接手慈善这件事。”他也承认这个安排的时点是被动的——原本“确实以为这件事会由我妻子来做，但事情未能如愿”。同一段的结尾是一句极不讨巧的坦白：“所以就我而言，我一分钱都没捐出去。”（2007 年股东大会·上午场）

2006 年的致股东信里，他把这套安排写成了一张时间表：遗嘱规定他名下伯克希尔股票的变现所得须在遗产结清后十年内用于慈善，结清最多三年，加上当时约十二年的预期寿命，“就意味着，我名下全部伯克希尔股票的变现所得，大概会在往后 25 年左右陆续用于社会公益”。理由是管理能力会随机构变老而衰减：“我把日程定成这样，是因为我希望这笔钱由我了解、且确信其有能力、有干劲、有热忱的人，相对及时地花出去。”

他不设永续基金会的理由，是他处理未来问题的一贯方式——不预测，把决定权交给到时候在场的人。他先让步：“主张永续基金会的人认为，未来必定会出现重大且迫切的、需要慈善事业去应对的社会问题。我同意。”然后指出届时会有更富有的出资人，他们“能亲身判断哪些机构既有活力又有专注力，最能解决当时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样，构想和成效就能经受住一种市场检验”。落点是一句时间上的比较：“即便活在世上的人所做的决策不尽完美，他们配置资金的理性程度，也应胜过一个长眠地下、几十年前就定下规矩的逝者。”（a decedent six feet under，2006 年致股东信）

捐赠誓言把比例写成了数字，也把它的代价写成了零

2010 年他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发起捐赠誓言，自己那份承诺书是一篇一页多的短文。承诺本身很硬：“我一生所有或身后留下的财富，超过 99% 将捐给慈善事业。”但他随即把这个数字的分量降了下来：“以美元计，这笔承诺数额庞大；但若论相对多寡，每天都有许多人比我付出得更多。”理由是牺牲的口径不同：数百万人往奉献盘里投的每一块钱都意味着“少看一场电影、少下一次馆子，或者舍弃别的个人享受”，而“我和家人履行这份 99% 的承诺，却不必放弃任何我们需要或想要的东西”。他还点出这份承诺不包含最稀缺的东西——时间：“我的妹妹多丽丝每天都在提供大量一对一的帮助，而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少。”

财富的成因在这篇短文里被拆成三项，顺序也是他一贯的顺序：“我的财富，来自三样东西的叠加：生在美国、几分幸运的基因，还有复利。我和孩子们都中了我所说的’卵巢彩票’。”（Both my children and I won what I call the ovarian lottery）括号里他给了概率——1930 年出生在美国的逆概率“至少是三十分之一”，而生为白人男性“也让我避开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要面对的重重障碍”。随后是对市场体系的一段并不感激的描述：“我所处的经济，会给战场上舍身救人者一枚勋章，给一位好老师几封家长的感谢信，却把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报酬付给那些能识破证券错误定价的人。一句话，命运派发长签的方式，任性得离谱。”（fate’s distribution of long straws is wildly capricious）

这份承诺之所以不构成牺牲，是因为财富对他本人的边际效用早已归零，而他把这一点写成了物品清单：“有些物质的东西确实让我的日子更惬意，可更多的东西并不会。我喜欢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要是坐拥六处宅子，那反倒成了负担。太多时候，堆积如山的财产到头来反而把主人给绑住了。”接着是他自己的资产排序——“除了健康，我最看重的资产，是一群有趣、多元、相交多年的朋友”（我的慈善承诺（2010））。五年后他把同一件事说得更短：“这辈子我想得到的东西，钱早就买齐了。我是说，那些欲望很久以前就没了。钱对别人有用，对我已经没有用了。”（2015 年 Charlie Rose：捐赠誓言）

操作条款同样写得很具体：截至 2010 年已分配出约 20% 的持股（含苏珊·巴菲特捐出的部分），此后每年再分配所留股份的约 4%，最迟在遗产清算完毕后十年内全部用出。最后一句排除了一整类做法：“这些钱不会有一分进入捐赠基金；我要它们用在当下的需要上。”（我的慈善承诺（2010））

税务这一面他自己也拿出来说过。2010 年股东大会上有提问者说捐光财产是一种避税手段，他先同意——“他完全正确。如果你想捐出你所有的钱，那是一种绝佳的避税妙招”——然后给了一个把这句俏皮话按住的数字：在他刚提交的税表上，慈善捐赠一栏“有超过 70 亿美元的未抵扣结转额，还没有拿到抵免”（2010 年股东大会·上午场）。捐出去的钱远超过可抵扣的上限，避税这个解释在算术上不成立。

慈善没有市场检验，所以他给了两个替代指标

把钱交出去容易，判断交得对不对很难，难点在于反馈机制。2013 年的电视访谈里他给出了这条区别：“慈善并非按市场体系运作……你要是把钱交给别人，他们总会想方设法让你继续掏钱，他们会追捧你、奉承你做各种事。”缺少反馈的后果是纠错时间无限延长：“你做错事可以错很久，没有任何东西会拦住你。”结论是一句排序——“所以做慈善比经商更需要本事”（2013 年 Charlie Rose：巴菲特父子三人）。

替代指标他借用了棒球。2015 年他说，大规模慈善“重要的不是打击率，而是长打率”，因为“如果你一辈子只做触击，只求一垒安打，那没问题，你的打击率会很高”，而根除脊髓灰质炎这类目标“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归纳成一句是：“一个大型基金会应该追求高长打率，而不是高打击率。”（A big foundation should be shooting for a high slugging percentage, not a high batting average）同一次访谈里他也点明了捐赠誓言的法律性质——它没有强制力，“这是一种伦理和道义上的承诺”（2015 年 Charlie Rose：捐赠誓言）。

外包逻辑的盲区，在二十年后被他自己指了出来

“找比自己更擅长的人来做”这条规则有一个内置的代价：它要求委托方不去追问。2026 年 3 月的专访里，主持人问爱泼斯坦档案中与比尔·盖茨相关的内容是否让他担心过去的捐赠，他先给了一个总括——“有太多事情我过去都不知道。这一点非常清楚”——然后描述了自己作为受托人的实际工作量与工作方式：“我就是三人之一。我们一年只见一次面。我不会问那些追根究底的问题。”接着是那条把方法与盲区连起来的句子：“我是说，你知道，如果我需要问那么多问题，当初根本就不会把钱投进去。”

他随后区分了两件事：“我认识到自己当时根本不清楚事态有多严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正在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只是我确实对情况一无所知。”他也承认这不全是信息不对称：“我们没——而且我也没有主动去问那些问题。”至于基金会后来聘用的人，他的评语落在自己也犯过的同一类错误上：“我也雇过糟糕的人，但我们后来都把他们清走了。”他在盖茨夫妇离婚事发后一个月内辞去了基金会受托人职务；被问到是否后悔当初把钱给了盖茨基金会时，回答是两个字：“不。不后悔。”（2026 年卸任后首次专访）

第三十七章那套制度依赖总部握有人事权，慈善这一侧没有这样的杠杆：把钱交出去的同时也交出了追问的资格，这是“外包”在这里的完整含义。他给的处理办法仍是时序上的——2026 年那笔年度捐赠决定推迟，理由是“股票又不会跑掉”，先等等看还会读到什么（2026 年卸任后首次专访）。

遗产安排改过三次口径，最后一次改动的原因是时间

第一次口径出现在 1990 年的年报，比 2006 年的决定早十六年，而且是在讨论接班安排时顺带交代的：“无论是我还是我妻子的遗产计划，都不是为了保留家族财富，两者都旨在保持伯克希尔的品格，并将财富回馈社会。”（1990 年伯克希尔年报）

第二次是 2006 年那张二十五年时间表。2014 年他在年报里补了一条对股东有意义的技术说明：这套安排不会造成被动抛售——“我名下任何一股股票都不必被卖出，来支付我立下的现金遗赠或税款”，全部伯克希尔股票留给基金会，大致在十多年里分批等额交付（2014 年伯克希尔年报）。

第三次改动发生在 2025 年 11 月 10 日，他宣布年底卸任首席执行官、由格雷格·阿贝尔接任的那封感恩节信里。改动的原因既不是理念也不是税，是他自己的寿命超出了预期，而三个孩子的寿命不一定：“我的孩子们都已过了通常的退休年龄，分别是 72 岁、70 岁和 67 岁。若指望他们三个——如今在许多方面都正值巅峰——也能像我这样幸运地延缓衰老，那便是押错了注。”由此得出的操作结论是加速：“为了提高在后备受托人接手之前由他们处置完我几乎全部遗产的把握，我需要加快生前向其三家基金会赠予股份的节奏。”他同时说明这个加速与伯克希尔的前景无关，并交代了保留部分 A 类股的理由：等股东对阿贝尔形成他和芒格长期享有的那份信赖。

后备安排写得很克制，触发条件是三个孩子当中有人提前故去或丧失能力：“我的孩子们各有三位后备受托人。这些后备人选不分先后，也不与某个特定的孩子绑定。三人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深谙世事，也没有相互冲突的动机。”他对执行者提出的要求，措辞刻意压低了标准：“我已向孩子们保证，他们不必创造奇迹，也不该害怕失败或失望。这些都在所难免，我自己也犯过不少。他们只需比政府活动和/或私人慈善通常达到的水准略胜一筹即可——同时也应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的其他途径各有各的短处。”（they do not need to perform miracles nor fear failures or disappointments）

同一段里有一句对他早年设想的清算：“早年间，我曾设想过种种宏大的慈善蓝图。我虽固执，可这些方案终究证明行不通。”而把决定权留给活人这条原则，在这里被写成了最简的形式：“从坟墓里发号施令，历来成效不佳，我也从未有过这个念头。”（Ruling from the grave does not have a great record）他还报了三个孩子当下的经手规模：起初金额很小，其后不定期增加，“如今已至每年逾 5 亿美元”（2025 年感恩节告别信）。

给子女的部分，他公开过金额之外的规则。2013 年股东大会上他说：“孩子更多的是被父母的行为毁掉的，而不是被遗产数额毁掉的。”具体做法是把遗嘱提前公开——他每五六年重写一次，每次都让三个孩子读，“如果他们觉得遗嘱里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他们应当在我签字之前说出来”。理由很实际：“让他们在你死后才第一次看到遗嘱，这太荒唐了。我的意思是，到了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法回答问题。”（2013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

这套说法最终被一群陌生人验证了一遍

2024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他用整个开场讲了一件与伯克希尔业务无关的事。爱因斯坦医学院的露丝·戈特斯曼把一笔伯克希尔股票捐给学校，学校随即把股票卖给伯克希尔，金额 10 亿美元。他补了一个当天的细节：同一天，伯克希尔办公室的马克·米勒德还从另一个州、“一个无人听闻的人”手里买下了 5 亿美元的股票。

他描述这类股东时避开了慷慨这个词，用的是储蓄的语言：“他们在社区里有第二套住宅，大家也都认识他们，但他们用的是自己积累和存下来的钱。他们约束了自己的消费。储蓄就是延迟享受。”他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些人不为人知——“他们大多希望匿名”。这一段的落点是一句关于人性的观察，而它同时是全书那条复利线索在个人一侧的收尾：“你亲眼看到人们做了什么，这会让你重拾对人性的信心：一个家庭内部可以连续几十年延迟自己的消费，然后做出像支持 150 个人——我想最终可能就是 150 个人——去追求不同人生这样的事。”（2024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

同一场大会的最后，有人请他给财力有限的人一条建议。他给的两句话把这一章的两条线索并在了一起——先是不必花钱的那一条，“如果你能对人和善，你就在做大多数富人不会做的事……但这与你贫穷还是富有无关”；然后是运气那一条，“我想说，如果这辈子你运气好，就要确保有更多的人也运气好”（2024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

一年半后，这群人在告别信的第一段里成了他愿意继续每年写感恩节致辞的理由：“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异乎寻常地慷慨，乐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收益，帮助那些境遇不及自己的人。”同一封信里，1981 年那套解释在四十四年后被重述了一遍，而且比任何一次都更不留余地。他先写运气本身的性质：“幸运女神反复无常，而且——没有更贴切的词了——极其不公。很多时候，我们的领袖和富人得到的运气，远超他们应得的那一份——而受益者往往不愿承认。”然后是他自己那一份的清单：“我出生于 1930 年，健康、还算聪明、白人、男性，并且身在美国。哇！谢谢你，幸运女神。”紧接着是一句抵消个人功劳的对照——“我的姐妹们和我一样聪明，性情还比我好，却要面对截然不同的前景”。这条线索的另一端他也写了：“纯属走运，我出生时就抽中了一根长得不成比例的上上签。”（Through dumb luck, I drew a ridiculously long straw at birth）

95 岁这一年，运气这个变量第一次被他标上了终点：“此后大半生，幸运女神仍时常光顾，可她另有要务，不会一直陪着九旬老翁。运气终究有尽头。”与之相对的另一样东西没有尽头，他给它的定价只有一行字：“善意分文不费，却也价值连城。”（Kindness is costless but also priceless）他还留了一句给读到这封信的所有人，包括他不客气地点名的那一类：“我祝愿每一位读到此信的人，感恩节快乐。是的，连那些混蛋也一样；改弦更张，永远不嫌晚。”（2025 年感恩节告别信）

从 1981 年那封寄给 1,500 人的信，到 2025 年这封写给上百万股东的信，隔了四十四年。前者处理的是一家公司每年两百万美元捐款的决定权，后者处理的是一笔上千亿美元财富的交付节奏。两封信的论证结构完全一样：钱不归写信的人所有，决定权要交回给它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权的来源里，运气排在努力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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