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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数字与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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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把一张刚发布的报表念给股东听。他先教了一句读法：“当你看到数字外面加上了括号的时候，你就得开始担心了。”然后是那个括号里的数字：“而第一季度，我们实际上显示亏损了近 500 亿美元。我从没想过会看到这样一个数字。”

接着他讲了自己看到这份报表时的反应：“我往回想了想。我试着回忆那个季度我是不是去度假了，把事情交给了其他伙计，还是怎么着。但我查了日历，那还是我干的。”这笔近 500 亿美元的亏损来自 2018 年生效的一条准则——所持股票的市价变动必须计入净利润。他给这套处理的定性只有一句：“这是一种我们认为不太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但它是必须的”（2021 年股东大会·上午场）。

一家公司当季经营正常，报表上却出现一个能把董事长自己吓一跳的数字，这就是本章要处理的问题：会计是商业的语言，但语言不是事实。从 1960 年代起他做的事情始终是同一件——在通用会计给出的数字上打补丁，有时是自己另编一套版面，有时是去改准则本身，而每一次都留下了可查的账。

他打的第一批补丁，方向是往下的

最早的一次在登普斯特农机制造公司。1963 年 1 月的信里，他把控股权益的估值算法完整登了出来：现金按 100% 计，应收账款净额按 85%，存货按 60%，预付费用等按 25%；厂房设备账面 138.3 万美元，按估计的拍卖净值记 80 万美元。账面净资产 460.1 万美元，调整为“快速变现价值”后是 212.0 万美元，除以 60,146 股，得每股 35.25 美元——不到账面每股 75 美元的一半。他说明了折扣率的适用口径：“这些估值以其’非盈利资产’的现状为准，不看潜力，只看我当时判断迅速变现能拿回多少”，也说明了为什么控股之后必须换尺子：“一旦控股一家公司，最要紧的显然是资产的价值，而不是那张纸（股票凭证）的市场报价”（1963 年 1 月致合伙人信）。

这套折扣表值得注意的是方向。后来伯克希尔时期他的调整几乎都是往上修——账面低估了经济价值；而在登普斯特，经审计的会计数字被砍掉了一多半。同一套方法在不同资产上给出相反的方向，说明它不是一种乐观主义，而是一道减法：账面记的是投入的成本，他要的是能拿出来的钱。

这道落差在他接手之前就写在伯克希尔的报表里。1961 年年报的存货政策注明，各分部在制品的棉花含量部分“按 1933 年确立的标准计价，该标准大幅低于当前市价”（1961 年伯克希尔年报）——一个二十八年前定下的标准成本，仍在给一家纺织厂当年的利润定价。他 1965 年 5 月取得控制权，当年的年报里出现了方向相反的一笔：因经营亏损结转与厂房资产损失，两个财年的净利润本来无需缴纳联邦所得税，但报表主动扣了一笔并不存在的税款，理由是“为防止这些损失被完全利用后对未来收益产生误导性解读”（1965 年伯克希尔年报）。两年后，年报又留下了第三种情形：关闭罗德岛州沃伦市那家棉府绸工厂的决定已经作出，管理层估计“预计税前不会超过 100 万美元”，但审计意见里写着“管理层认为，关闭该工厂可能产生的损失金额与发生时间目前尚无法确定，因此随附的财务报表中未就此项损失计提任何准备”（1967 年伯克希尔年报）。决定发生在 1967 年，损失记在 1968 年。一边是主动把利润记低，一边是明知会发生却记不进去——他此后所有的补丁，都落在这两个方向之间。

合并报表不照亮经济现实，于是他自己另编了一套版面

1970 年代末，伯克希尔已经装进纺织、保险、银行三类完全不同的生意，把它们加总成一张利润表意义有限。他的对策不是抱怨准则，而是自己另附一套数字。1979 年的年报给出了年度业绩的分子和分母：“用经营利润（不含证券损益）除以股东权益（所有证券按成本计价），是衡量任何单一年度经营业绩最合适的方式”（1979 年伯克希尔年报）。1982 年他把这个立场压缩成一句方法论：“会计数字是商业估值的起点，而非终点”（1982 年伯克希尔年报）。

1989 年，补丁成了正式建制。那年的年报第一次把伯克希尔拆成四个板块单独列报——保险业务，制造出版零售业务，金融类子公司，以及一个装着非经营性资产、全部购买法会计调整和母公司项目的“其他”类。他同时交代了这套数字的法律地位：“这种四分类列示并不在审计师的审核范围之内，他们对此未做任何背书。”同一份年报里还有另一个口径的首次亮相：“在我们看来，衡量伯克希尔根本盈利能力的最佳方式是采用’透视盈余’方法：在不计入资本利得的前提下，把我们享有的被投资公司留存的经营利润，追加到我们自身报告的经营利润中”（1989 年伯克希尔年报）。

第二年他把这道加法算给股东看：先取 2.5 亿美元，即当年按比例享有的被投资企业留存经营利润；减去 3,000 万美元，即假设这笔钱以股息形式派来所要多缴的税；余下 2.2 亿美元加到报告的 3.71 亿美元经营利润上，得 1990 年的透视盈余约 5.9 亿美元。同一页上他给合并数字下了判决：“合并报告的收益可能几乎无法揭示我们真实的经济表现。查理和我，无论是作为所有者还是管理者，实际上都忽略这些合并数字。”随后是一句承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每年向各位通报我们在透视盈余方面的表现”（1990 年伯克希尔年报）。这句承诺后来没有兑现到底，本章最后一节再说。

这些补丁有一个共同特征：都不改准则，只改版面。真正去改准则的那两场仗，一场打了十几年，一场打赢了却在二十年后收到账单。

期权是薪酬，薪酬是费用：一场把参议院卷进来的会计战争

1992 年的信里，他把整件事压缩成两个反问：“期权如果不是一种薪酬，那它是什么？薪酬如果不是一项费用，那它是什么？”（If options aren’t a form of compensation, what are they? If compensation isn’t an expense, what is it?）（1992 年致股东信）这两句他此后重复了十几年；1998 年的信里一字未改地又问了一遍，同一段里他引迈克尔·金斯利评论华盛顿的话给这类操作定性——“丑闻不在于做了违法的事，而在于那些合法的事”（1998 年致股东信）。

对手不是会计师。2002 年的年报里，他借《芝加哥论坛报》关于安达信的系列报道，把这场仗的时间线写全了。几十年前安达信的审计意见曾是黄金标准，公司内部有一个“专业准则小组”坚持诚实报告；“坚守这些原则，PSG 在 1992 年明确主张，股票期权的成本理应作为一项费用入账，因为它显然就是一项费用”。这个立场被安达信内部的创收型合伙人推翻了。随后“独立的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以 7 比 0 的投票结果赞成期权费用化”，接着各大审计公司与一批 CEO 涌向华盛顿——他在括号里插了一句反问：还有什么机构比参议院更适合决定会计问题呢。结局是：“令其蒙羞的是，参议院以 88 票对 9 票否决了费用化。”他补记了施压者的资金来源：抗议的声音因巨额政治捐款而被放大，“这些捐款通常用的是公司的钱，而这些钱本属于即将被蒙骗的股东”（2002 年伯克希尔年报）。

准则被阉割之后的实际效果，2007 年的信给出了统计。FASB 改口后留了两条路，首选是计费用，但只要期权按市价发行也可以不计。结果是：“此后六年里，标普 500 成分股中恰好只有两家选了首选那条路。”更难看的是后续：按被削弱的规则，行权价若低于市价仍会牵动盈利，于是一批公司把期权日期倒填，谎称按当时市价授予（2007 年致股东信）。

巴菲特自己给出的是动机分析。2002 年股东大会上他做了一个替换实验：“如果有一条会计准则规定，CEO 的现金薪水不应计为费用，相信我，CEO 们一定会拼命维护那条规则”（2002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2004 年的信里他把责任指向立法机构：“让这桩荒唐事一路延续至今的帮凶，是众多国会议员”（2004 年致股东信）。同年的年报附上了他为《华盛顿邮报》写的专栏，针对的是一项“去年夏天在众议院以 312 票对 111 票通过的、确实令人瞠目结舌的法案”；他记下了顶住压力的两个人——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让参议院没有批准众议院的举措，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比尔·唐纳森顶住了“那些挥舞支票的 CEO 们”的政治压力（2004 年伯克希尔年报）。

这场仗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记下。富国银行当时反对期权费用化，而伯克希尔是它的大股东。2004 年股东大会上他讲了自己怎么处理这个冲突：“尽管我非常钦佩管理层——我觉得他干得很棒——但尽管我钦佩管理层，我用伯克希尔的股票投票支持了另一边，支持期权费用化”，而那次会上“57% 的股份投票支持了期权费用化”。随后他把两件事分开：“但即使我在那个具体的会计问题上跟他意见不同，富国银行的业绩绝对是杰出的”（2004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在一个把会计诚实列为管理层第一检测项的人这里，这句话划出了检测项的边界：会计立场分歧不等于经营能力判断。到 2007 年他写这段历史时用的是完成时——“几十年的期权会计闹剧，如今总算尘埃落定”（2007 年致股东信）。

让审计师害怕正确的那个人：他设计的四个问题

准则之外还有执行。2002 年的年报里，他给出了本书唯一一次成套的制度设计，针对的是审计这道防线为什么形同虚设。

诊断先行：“近年来有太多管理者篡改了公司数字，他们使用通常合法但依然严重误导投资者的会计和经营手法。审计师常常知道这些欺骗行为。然而，他们却往往保持沉默。”由此推出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定义——“审计委员会的关键职责，就是让审计师说出他们知道的情况”——以及实现这个职能的唯一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委员会必须确保审计师更担心误导委员会成员，而不是得罪管理层。”他随即说明了现实为什么相反：审计师通常把 CEO 当成客户，而不是把股东或董事当客户，因为无论规则怎么写，CEO 和 CFO 才是付费和续约的人。

工具是四个必须记录在案并报告给股东的问题。第一问把编制权反过来交给审计师：“如果审计师全权负责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他们会不会在任何方面采用与管理层不同的编制方式？”第二问把审计师放回投资者的位置：“如果审计师是一位投资者，他是否收到了——用通俗易懂的英文——理解公司报告期内财务业绩所必需的信息？”第三问针对内部审计程序是否与审计师自己当 CEO 时会采用的一致；第四问针对最常见的手法——是否知晓任何把收入或费用在报告期之间挪动、并确实产生了这种效果的做法。

他强调这套工具的价值不在事后追责：“我们这四个问题的主要好处在于，它们能起到预防作用。”逻辑是激励的转向：一旦审计师知道委员会会要求他们明确支持而不是默许管理层的处理，他们就会在虚假数字进账之前抵制。他还给了一条操作细节——这些问题应在盈利报告发布前至少一周提出，否则委员会只能仓促批准准备好的数字，而“仓促是准确的天敌”（2002 年伯克希尔年报）。两年后他在股东大会上把整套设计浓缩成一句话：“诀窍在于让审计师更怕审计委员会，而不是更怕管理层”（2004 年股东大会·上午场）。

同一时期他还清理了两样具体的东西。一样是术语。2001 年的信里他抨击保险业的“损失进展”这类说法：“糟糕的术语是清晰思考的天敌。……损失并没有’进展’——它们自始至终就在那里”（2001 年致股东信）——真正在“进展”的是管理层对损失的理解，而一个把估算错误说成自然演化的词，本身就是一层掩护。另一样是养老金假设。2001 年股东大会上他给出了对照：“养老基金使用的投资回报率假设往往在6%左右。而现在前景差多了，大多数养老基金却把9%或更高的回报率写入了它们的计算”（2001 年股东大会·上午场）。同年他在《财富》上把这件事说成了法律风险：“我认为，任何选择不下调假设的人——无论是CEO、审计师还是精算师——都面临着因误导投资者而被诉讼的风险”（巴菲特谈股市（《财富》2001-12-10））。

给普通投资者的版本更短。2002 年的信里他列了三条筛选规则：警惕会计孱弱的公司，因为“厨房里，蟑螂从来不止一只”；“看不懂的报表附注，通常意味着管理层信不过”，读不懂往往是因为“CEO 压根不想让你读懂”；以及对预测保持戒心，因为“那些一贯拍胸脯保证’完成指标’的经理人，早晚有一天会经不住诱惑，去’编造’指标”（2002 年致股东信）。十四年后他把最后一条写成了一种生理反应：“每当听到分析师满口称道那些总能’完成数字’的管理层，我和查理就直起鸡皮疙瘩”（2016 年致股东信）。

商誉：他提议的那条规则被采纳了，十八年后账单寄到了他自己手上

1983 年年报后面附了一篇专文，题目叫“商誉及其摊销：规则与现实”。他用喜诗糖果举例：蓝筹印花 1972 年以 1,700 万美元买下喜诗，超出净有形资产的部分挂成商誉，按 40 年摊销，每年从利润里扣 42.5 万美元，到 1983 年账上已减到约 800 万美元；而 1983 年伯克希尔合并蓝筹印花剩余股份时采用购买法，又给喜诗记了 2,840 万美元商誉。同一家公司的同一项资产，因为买入时点和价格不同，得出两套账面价值和两套摊销费用。他的结论是：“自收购喜诗以来，每年在利润表中作为成本扣除的摊销费用，并不是真实的经济成本。”证据是当年的数字：喜诗以约 2,000 万美元净有形资产赚了 1,300 万美元税后利润。于是“会计商誉自买入那一刻起就定期减少，而经济商誉却以一种不规律、但极其显著的方式在增长”（1983 年伯克希尔年报）。十三年后这句话仍然成立，只是数字更大——1996 年年报里他写道，“显然，在这段时期，喜诗的经济商誉大幅增长，而非减少”（1996 年伯克希尔年报）。

1999 年，他不再只是抱怨，而是提交了一套替代方案。当时 FASB 正提议废除权益结合法，一批 CEO 严阵以待。他先站在准则制定者一边——大多数合并里确实存在收购方与被收购方，“如果你不这么认为，不妨去问问那些被裁员解雇的员工，哪家公司是征服者，哪家是被征服者”——然后给出自己的方案：“我们首先会要求收购公司按公允价值记录其收购价格——无论是以股票还是现金支付……然后，我们会让这项资产留在账面上，不要求摊销。之后，如果经济商誉出现减值（有时确实会发生），就会像其他任何被认定为减值的资产一样进行减记。”支撑这套方案的判断是一个类比：“从本质上讲，经济商誉很像土地：这两种资产的价值都必然波动，但价值变动的方向绝非注定”（economic goodwill is much like land: The value of both assets is sure to fluctuate, but the direction… is in no way ordained）（1999 年伯克希尔年报）。

两年后，规则改成了他提的样子。伯克希尔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 142 号，把商誉从摊销加减值测试改为只做减值测试（2002 年伯克希尔年报）。2002 年股东大会上他给了一句罕见的认可：“现在的商誉规则符合我们认为它们应有的样子”（2002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

赢了之后他才发现新规则也是单向的。2010 年年报里他描述了这条不对称：“如果商誉的经济价值下降，你就得调减其账面价值；但如果经济价值上升，账面价值则维持不变”（2010 年伯克希尔年报）。2011 年，玛蒙的后续增持交易触发了 6.14 亿美元的强制冲销，他在信里写下这次减记的效果：“经过这种毫无意义的减记，玛蒙内在价值超出其账面价值的部分反而变得更大了”（2011 年致股东信）。

真正的账单在 2020 年到期。那一年，这条只测减值的规则第一次准确地量出了他本人的一个决策失误。2020 年的信里他把它挂在 GAAP 数字的最后一项上：“我们 GAAP 数字中的最后一项——那笔难看的 110 亿美元减记——几乎全是我在 2016 年所犯一个错误的量化体现”（2020 年致股东信）。一个花了四十年论证会计数字不等于经济现实的人，最后被一条自己提议的会计分录当众记了一笔账，而且他承认这一笔记得没错。

2018 年之后，净利润这一行作废了

2016 年年报的附注里出现了一句预告：采用 ASU 2016-01 之后，权益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动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净利润，“很可能会对我们合并利润表中报告的定期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它不会对我们的综合收益或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2016 年伯克希尔年报）。当时伯克希尔的股票组合已有上千亿美元规模，这意味着利润表将开始按天记录市场情绪。

2017 年他提前把话说清楚。年报里的措辞是：“将如此巨幅的波动计入净利润，会淹没那些描述我们经营业绩的、真正重要的数字。从分析角度来说，伯克希尔的’净利润’将变得毫无用处”（2017 年伯克希尔年报）。同年的信里他写明了新规则的作用范围：“新规则要求，我们所持股票的未实现投资损益的净变动，必须计入我们向诸位报告的每一项净利润数字”（2017 年致股东信）。第二年他给这套会计取了个名字——“底线数字上狂野而任性的起伏”（wild and capricious swings in our bottom line）（2018 年致股东信）。

此后每一年他都在重复同一条阅读指令。新规则生效后的第一个季度，他在股东大会上当场演示了它的效果：那天早上发布的报告里，权益证券组合“一天之内可能产生二三十亿美元的收益或亏损”，而按新准则当天就要记为赚了或亏了这么多。他的提醒是关于阅读顺序的——如果只是下午三点半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份报告，人们很容易先报出净利润，“但这确实完全不能代表业务的真实状况”；而同一季度按经营利润口径，伯克希尔“实际上创下了有史以来任何季度的最高纪录”（2018 年股东大会·上午场）。同年他在专访里把这件事说到底：“人们习惯看到’净利润’这个项目，觉得它有意义。答案是，在伯克希尔，它毫无意义”（2018 年 CNBC 年度长访谈）。2023 年他补上了被剔除项的量级——剔除的是“未实现的资本利得或亏损，这类变动有时一天就可能超过50亿美元”（2023 年致股东信）。一天的会计波动就能超过多数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这个量级本身已经说明，这一行数字不能用来判断经营。

这条准则被检验得最彻底的一次，就是本章开头那份 2020 年一季度的报表。而在推荐替代指标时，他没有把经营利润说成干净的东西——同一批文本里他反复提醒，管理者若存心为之，经营利润一样可以被修饰，这正是上一节那四个问题存在的理由。

补丁本身也会过期

他给通用会计打过的补丁，没有一个是永久的。

透视盈余是最清楚的一例。1990 年他承诺每年通报，事实上也确实通报了十一年——最后一张透视盈余表出现在 2000 年的信里，那年的口径仍然写得一丝不苟：经营利润，加应占的被投资公司留存经营利润，减去假定派息应缴的税款，并且提醒“这些数字只能视为近似值，因为其中包含诸多主观判断”（2000 年致股东信）。此后这个词只作为概念留在《股东手册》里随年报重印，不再有对应的数字——2017 年年报重印的那一版仍写着“我们将透视盈余视为如实反映我们年度经营收益的指标”（2017 年伯克希尔年报），但年报里已经找不到这个指标本身。补丁没有被推翻，它只是被停止计算了。

第二例是 1986 年那道所有者盈余的减法。它的第三项——为完全维持竞争地位和单位产量所需的年均资本支出——他在提出时就写明是一种猜测，“而且有时非常难以做出”；此后四十年，他没有再给出过任何让这项猜测变得可验证的办法（1986 年伯克希尔年报）。补丁标出了缝隙的位置，没有、也无法把缝隙填平。

于是留下的是一套阅读方法，而不是一套公式。1995 年股东大会上他给过一条最省事的规则：“如果一家公司的会计让你感到困惑，我倾向于直接把它忘掉，不再考虑”（1995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至于伯克希尔自己这一侧，2000 年年报里的承诺用的是高尔夫记分卡的说法：“我们总会告诉你在每个洞各打了几杆，绝不会在记分卡上动手脚”（2000 年伯克希尔年报）。

2025 年股东大会上，他第一次公开讲了自己实际的读表顺序，而这个顺序和六十年来所有关于利润表的争论都无关：“我花在看资产负债表上的时间比花在利润表上要多”（I spend more time looking at balance sheets than I do income statements）。“华尔街确实不太关注资产负债表，但我喜欢在翻看利润账户之前，先研究 8 到 10 年的资产负债表。”理由是可操纵性的差异——“有些东西，在资产负债表上比在利润表上更难隐藏或做手脚”。接着是他对全部财务报表的最终定位：“我是说，两者都提供不了什么事的全部答案，但你还是要弄明白这些数字在告诉你什么、没有告诉你什么、不能告诉你什么，以及管理层想让它们说出什么、审计师不想让它们说出的又是什么”（2025 年股东大会·下午场）。

六十二年前给登普斯特的存货打六折时，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把报表说出来的话，和它没说出来的话，分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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